人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证据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是证据法学科学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权保障价值的机制化需求。全国人大于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不仅是《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也是人权保障建设在刑事程序法上的职能延伸。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侵害环境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设立明确可行的环境公共利益司法救济制度，于是大量关乎侵害环境的案件得不到有效解决，损害环境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遏制。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不断发展壮大。学术界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探索研究呈现热潮。尽管当前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能否参与及如何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尚不健全，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比如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和直接起诉。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发展，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有待规范。     

传统与超越——公安机关对虚拟社会管理研究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以现实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数字化形式展示出来的虚拟社会,在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捷、浓缩社会空间、拉近人与人距离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问题.作为社会治安治理的主要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在对虚拟社会的管理中承担主要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加强对虚拟社会的引导和管理,是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新考验.     

机遇与挑战：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

羁押在我国并非属于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专指有关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庭确定其有罪之前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措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构建了相对独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构背景看,该制度是人权保障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检察监督理论制度的创新发展。然而由于我国法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着社会秩序需求、司法效率价值等多种阻碍因素,对此应该予以重视,并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机遇与挑战:新民诉法检察监督制度研究

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拓展了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手段,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带来了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监督范围泛化、监督方式单一、监督对象错位等不足.本文在介绍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沿革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此次立法的利弊得失,明晰该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传统与超越: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再解读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东方特色且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司法制度,是我国人民独创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最近立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突出特点是进一步坚持和巩固了人民调解的群众性、自治性、民间性,首次明晰了调解协议的效力,并建构了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这对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立法思维及立法技术的局限性,有关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新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疏漏和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初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这为当前检察机关正在进行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完善方向.然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我国大陆地区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办案机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建立依据、选任管理、职权配置、考核方式等制度的分析,从而为我国大陆地区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提供理论参考和制度借鉴.     

从治理到法治:涉诉信访应对机制的嬗变

涉诉信访这一概念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总结而非理论研究的建构,因其与司法程序内在机理不同而发生。涉诉信访虽然旨在救济权利,但由于其冲击司法程序,有损司法公信,影响社会秩序而产生应对的必要性。当前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可归纳为治理模式,表现为应对主体的多元化、应对依据的政策化、应对方式的能动化、应对内容的行政化。涉诉信访的治理模式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效率和秩序目标,但存在诉访不分、程序不畅、难以终结等问题,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基本价值。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应从治理模式转为法治模式,从根本上化解上述难题。     

调解工作室：上海与广安模式的比较

调解工作室,顾名思义是以调解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工作室。这是对调解工作室作出的最为通俗的定义,然而可以进一步追问,何为工作室？严格来说工作室并非学术话语,而是指由几个人或一个人建立的组织,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譬如上海李琴调解工作室,四川广安郭太平调解工作室。总而言之,调解工作室的规模一般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