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抗"疫"之效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最根本的政治优势。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动员力的检验,是对党的一次大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了我国抗"疫"之效、抗"疫"之功。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抗"疫"斗争必将取得伟大胜利。     

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刍议

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除权相比,任意解除权有着更强的"任意性",体现着特殊情境下法律对于更高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然而对于合同任意解除权设立、行使等过程中的"任意限度"问题,分歧层出不穷。在权衡意思自治与合同严守原则的基础上,尝试从多重角度划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有助于维系法律的公平正义,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促进实现保障自由权利和防范权利滥用双重目标。     

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     

中国利用外资新特点及其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更进一步纵深展开,中国利用外资在近几年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本文旨在介绍我国在利 用外资上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并针对这些新特点,对外资的宏观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关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概述了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状况,通过与国外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比较,提出了改进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建议。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机构设置、经费开支、数据库的建立、研究方法、合作交流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     

从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看"最密切联系理论"

最密切联系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拟从涉外侵权法律 行为的法律选择规范着手,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毒品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法制化研究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率先实现诱惑侦查法制化。我国诱惑侦查目前还处于实践中广泛存在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要实现毒品犯罪侦查中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法制化,必须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制度予以合法化、法制化,逐步完善诱惑侦查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