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19世纪后期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的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20世纪上半叶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浅谈“家族本位“观与中国家族文化

"家族本位"观是以家族利益至上的一种思维定式,这种心理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家族文化,说到底,家族文化 就是"家族本位"观的外在形式之精神凝结。中国家族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指导中国 人生存的基本原则。     

对石家庄市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辛集市小辛庄乡为例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文化建设是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是农村文化工作的责任主体。近年来,辛集市比较偏远的农民现代化的个人文化生活物品拥有程度有显著的提高,但农村的文化设施却有较大比例的缺失。     

极乐寺与早期槟城华人探析

19世纪末开始创建的极乐寺,是南洋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开启了汉传佛教在南洋传播的新阶段。作为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妙莲禅师自身的佛学和文化修养,是其赖以和槟榔屿世俗社会交往的资本。甚至其客家身份,在获得槟榔屿华人政治身份最高者的副领事的支持上,也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过极乐寺的捐赠,槟城广东省的次生社群势力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籍贯认同开始超越方言认同,成为新时期华人认同的一种新趋势。     

地域认同与社群边界——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籍社群的形成

19世纪后期,繁盛一时的五大姓势力在槟榔屿开始走下坡路,原先被排挤的泉州社群开始崛起,兴化人和福州人也逐渐崭露头角,最终在20世纪初,在槟榔屿形成了与19世纪大相径庭的福建籍社群的面貌。相对于广东籍社群在19世纪的团结,原本与广东籍社群结合起来的汀州(龙岩)社群,被纳入福建籍社群,以槟榔屿福建会馆的成立为标志,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籍社群最终形成。     

马来西亚西海岸中等城镇华人移民社会的形塑途径 ——以巴生、金宝和大山脚为中心的类型考察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形塑的模式远非一种可以概括,其形成往往是根据各地不同的历史传统而演变至今。作为中等城镇代表的跨方言群的巴生、金宝、大山脚,各自以福建话、广东话和潮州话为通行方言,代表了3种不同方言群占据优势地位的历史事实。神庙是早期跨方言群华人移民社会的精神载体,神庙理事会往往也是当地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或者协调机构;各籍贯社群的组合模式并不固定,依各地各籍贯社群的人数规模而组合;各地华社经历方言群认同后,都会陆续进入籍贯认同的阶段。目前,马来西亚各地千差万别的华人社群的不同集聚,反映的正是各地华人社群形塑迥异的历史进程。     

试论唐初总管府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原因

唐初总管府制的特点是，有唐之初，总管府的级别设置没有统一的标准，总管已是正式职事官，总管僚佐的名称设置有所变化，总管府所领军队成分复杂。唐初恢复总管府制是由总管府制本身性质和当时的军事形势两方面决定的，其存在与废止有其历史必然性。     

历史传承与城市改造的冲突——对石家庄“城中村”村落文化的价值判断

“城中村”是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从2000年开始，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扩张，“城中村”问题成为摆在各级城市面前的重要问题。“城中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发展的阻力，成为与城市主体相对立的文化落后区域，在形象上也成为“脏、乱、差”的代表。     

浅谈中国传统茶文化

茶文化隶属于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以茶为载体而传播的,体现着物性实质与精神神韵的完美结合,所派生而得的道德体现、礼仪规范和审美内容,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