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是由1982年宪法正式确立的。但是1982年宪法确立的只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基本框架,各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并不清晰,而长期的立法实践又逐渐带来了法出多门、越权立法、立法冲突、政令不统一等问题。这些现象使明确划分立法主体的权限、严格立法的监督、理顺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以法律形式加以定型,成为迫切的需要。《立法法》的颁布实施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规范立法行为,有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欧洲人权公约第14议定书》的实施效果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欧洲人权法院对个人申诉的过滤为视角

自2004年起，欧洲人权法院开始了以《欧洲人权公约第14议定书》（以下简称《第14议定书》）为主要依据的新一轮改革。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与日益膨胀的个人申诉之间的矛盾，是欧洲人权法院改革的重要使命之一，而提高法院对个人申诉的处理效率，实现人权救济的有效性，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2009年10月1日，旨在提高欧洲人权法院处理个人申诉效率的程序性规定——《欧洲人权公约第14议定书之二》（以下简称《第14议定书之二》）生效；2010年6月1日，     

论新中国立法体制的沿革——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生效20周年

我国的立法体制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其间历经数次变革。现行立法体制是在改革开放 的历史背景下,在1982年《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迄今已有20年。本文拟从我国立法体制的沿革中提炼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生效20周年。 立法体制是指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即在一个国家中,对各国家机关及其有关人员制订、修改、废止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和认可各种法律规范的权限进行划分的制度。[1]它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的立法体制,受到该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历史传统、民族构成乃至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一系列因素的决定和影响,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认为,直接决定一国立法体制的因素是政治方面的,主要是该国的国家形式,即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各国立法体制在直接决定其国家形式的框架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由于各种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各国的立法体制是有变化和发展的。新中国诞生后亦是如此。 本文将根据新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宪法》规定,围绕我国的     

欧盟监察专员制度的产生及运作

以丹麦监察专员制度为蓝本,吸收和借鉴欧洲诸国监察专员制度百余年来的运作经验,为监督欧盟机构和部门实施良好的行政和保障欧洲公民权的实现,欧盟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惟一的超国家的监察专员制度——欧盟监察专员制度。本文将从它的产生历史、运作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来对这一独特的制度作一初步描述。     

论法的溯及力的若干问题——关于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争议、实践、反思与主张

法的溯及力问题背后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由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具有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作为法的溯及力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不可动摇;例外溯及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有益补充.区分不同法律领域来确定例外溯及的界限,是解决法的溯及力问题的关键.     

彭真与新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关于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的综述

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为纪念彭真诞辰110周年,着眼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彭真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建设、彭真与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与自治思想、彭真立法思想、彭真宪法思想、彭真刑事法律思想、彭真法律监督思想等方面,综述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彭真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彰显了彭真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的贡献。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其人权价值——从“告密者难题”谈起

一、法理学中的＂告密者难题＂ 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回家短暂探亲。他私下里向他的妻子说了一些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物不满的话。他的妻子因为在他长期离家服兵役期间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所以想除掉她的丈夫,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结果,她的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但是未被执行,后又送到了前线。     

关于我国高校进一步开展人权教育的几个问题——以如何落实和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主题

人权教育涉及全社会的多个方面，在推进人权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在高等院校的开展问题。对于高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提出：“继续鼓励高等院校开展人权理论研究与教育。选取若干高等院校进行人权教育的调研，鼓励高校学者开展人权研究，推动制定高等院校人权教育规划。鼓励高等院校面向本科生开设人权公共选修课，面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人权法课程。     

专家参与立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专家参与立法,在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中,特别是北京市立法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它是在立法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一项制度,学界迄今对此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为进一步丰富对专家参与立法的讨论,本文首先梳理了实践中专家参与立法的若干种形式,其次对专家参与立法进行类型划分,最后分析了专家参与立法中的固有矛盾及其化解之道。     

法律援助制度的若干理论依据和特点

本文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虽然起步晚 ,但起点高 ,是一项发展很快的公益事业。作为一种新的制度 ,仍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逐步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