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与海合会关系研究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GCC),成立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两伊战争影响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当前,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逐渐成为该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共同市场的决定将推动其经济总量在未来甚至并肩日本。日本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且进展缓慢。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引起日本的恐慌,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开始摆脱美国影响,独立制定对中东的政策。日本与海合会关系也是其与中东关系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日而言既是追求稳定能源供给的重要来源,在政治方面也是追求独立军事、外交政策,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关键步骤。在伊斯兰文化方面的交流,日本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文主要对日本与海合会关系进行初步探析,概述海合会成立以来,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其关系的变化、发展与困境。     

巴米扬大佛与日本阿富汗关系

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宗教转向”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从宗教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当前日本与阿富汗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纽带是巴米扬大佛。日本佛教与历史上的阿富汗佛教同根同源，佛教对日本外交的参与作用十分明显。塔利班政权和阿富汗新政权分别秉承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温和宗教思想，这影响两者对巴米扬大佛的摧毁和重建的态度，也影响截然不同的与日本关系的走向。目前日本与阿富汗在巴米扬大佛问题上的良好合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为国际社会的阿富汗重建工作和阿富汗国家形象塑造发挥了极为独特的推进作用。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是规范相互传递的过程。德国在积极引导欧盟制度建设的同时,展现其作为"欧洲的德国"的一面。德国的民事角色、经贸合作角色塑造了欧盟角色的一个方面,其规范与欧盟的发展需求相吻合,欧洲一体化的制度保障为德国规范的传递提供了有效管道,因此,欧盟中东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和平、阿以和解、促进与中东的正常经贸交流等形式;欧盟积极促进民主人权价值观外交,并出现了向军事力量适度变形的迹象和实践,在欧盟内部长期被熏陶的德国主动接受并逐渐内化了这些规范,其中东政策表现出明确但又适度的维护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倾向,以及通过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突破来实现德国军事思想转型的迹象。     

东盟“伊斯兰化”与东盟10国对以关系的互动研究

冷战结束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发展和东盟扩大创造了条件。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近年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深化,这两国出于宗教情感而持反以亲阿的态度,并将其变为东盟意志,无视东盟大多数成员为非伊斯兰国家且与以色列合作良好的事实。这既体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现实在东南亚的投影,又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和东盟国家在伊斯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以色列实际上已成为东盟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宗教“柏林墙”。欧盟模式应是东盟可资借鉴的方向,东盟制度建设乃至维系存在的基础在于：一是加强东盟制度民主建设,二是东盟机构的“去宗教化”。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宗教组织发出其宗教诉求,但东盟绝非在宗教上的合适平台。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

沙特王国自建国伊始,为了寻求和维护自身安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英、美、中、俄等大国采取了一种与之交好的务实态度。沙特石油的发现和大量开采带来的财富剧增、沙特的特殊宗教地位、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和埃及纳塞尔主义的失败,确保了沙特的伊斯兰世界大国和盟主地位。沙特面对海湾这个中东地区的次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两伊威胁,联合小国组成海合会,以在海湾次地区形成力量平衡,达到某种程度的均势局面,维护自身的次地区大国地位。沙特在这三个层次分别采用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外交理念,这与其涵盖君主制与瓦哈比主义的国家核心信念、优越的宗教使命感和实用的灵活性行动原则的政治文化不无关系。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以阿富汗为例

欧盟作为新的国际行为体，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民主治理。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体现出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种角色：规范的角色和民事的角色，而其民主治理的动力、动机和方式无不根植于此并充满逻辑联系。阿富汗作为新的国际秩序下的破碎国家，其政治重建和民主化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欧盟以异于美国的战略将其纳入中东民主治理之下来促进。欧盟与阿富汗的互动促进了欧盟规范在阿富汗的内化及该国民主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欧盟的初衰。     

欧盟与伊朗民主化进程

一、欧盟推进伊朗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与动机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阵营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再作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存在，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面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而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良好合作局面被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所取代。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行将结束时再度提出了黑格尔、鲍德里亚、利奥塔尔等人均提出过的“历史的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世界发展的终极目标。     

当前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与合作

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并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诸多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美俄两个大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该组织的打击也相对较为有效,但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打击"伊斯兰国"的政策也各有偏重,美国站在叙利亚反对派一边,而俄罗斯则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抵抗叙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由于所涉利益不同,美俄的中东政策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之后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战略博弈。作为两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美俄在在中东的博弈牵动着世界各方的神经。因此,深入了解美俄围绕打击"伊斯兰国"的复杂博弈,有助于全面认识中东地区形势的复杂性。     

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研究

民主德国作为二战后在德国东部废墟上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与联邦德国极为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承认民主德国负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责任;长期限制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长期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原则,并与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等反以国家和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总体特点是“限犹反以”,其深层原因在于德国统一社会党僵化的意识形态.德国统一社会党从1988年左右开始进行调整,但“限犹反以”政策随着1990年3月首次自由选举中该党的下台而彻底终结.新的民主德国民选政府采取了类似于联邦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德国统一后,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不复存在.     

当前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实践研究

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地区冲突、国家建构、民族分离主义密切联系,具有跨国性、联动性等典型特征。南亚有关国家围绕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地区合作的加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采取不同策略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展开了去极端化实践,相较于其他国家,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工作较为成型且取得了一定成效,是南亚国家去极端化实践典型案例。巴基斯坦通过反恐立法、宗教学校教育改革、对极端分子改造、反洗钱合作及与南盟和中国的去极端化国际合作等方式,积极促进该国的去极端化发展。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实践对于其他南亚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