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抑或分离: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民主和财政具有亲密关联,集体资产的控制和分配是农村民主的核心主题。当前,在不少地方,作为民主载体的公共管理机构村委会和作为经济载体的集体经济运营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混合在一起,带来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突出村委会的社区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其在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方面的职能,使之成为单纯的村民自治组织,这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开展民主活动。     

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0年 1 0月 1 4日─ 1 6日 ,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大、江西师大、江苏省委党校、浙江省委党校、贵州民族学院、广州社会科学院、深圳市委党校、中山学院、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南周口地委党校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来自民政部、江西省委政研室、湖南、河南、广西、江苏和四川省民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 ,共计 60余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1 998年 1 0月 1 4日 ,党…     

和谐社会的政治均衡

政治均衡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均衡包含内外两个层面,即政治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和政治系统内部均处于均衡状态.当前我国的政治非均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政治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均存在非均衡,政治系统内部缺乏一个平衡各阶层和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政治结构.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政治均衡,既要创新社会公共管理体制,又要以扩大政治参与为中心,推进政治结构的合理化.     

"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农民的政治文化是农民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传承和现实生活在农民精神世界里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万计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进城务工经商,他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其流动前建立在乡土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文化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沿着传统--现代的一维线路演进。由于流动农民自身初始条件的不同和进入城市后从事职业及社会生活经历的不同,这种变化大致沿着三种不同的道路演进,表现为公民文化的生长、臣民文化的复制和暴民文化的赘生,从而形成三种截然不同的农民政治亚文化。     

谁来保障亿万农民工的选举权——村委会选举中农民工参与的调查与思考

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亿万农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制度性渠道.但是,调查表明,农民工对村委会选举的参与度较低.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缺乏参政能力和参与意识,究其原因主要有:农民工与村庄利益关联的疏离、选举收益的不确定性与额外支付选举成本之间的矛盾、农民工与村庄政治生活的信息通道因流动而不畅通及农民工面临的选举动员和社区压力减少等等.村委会选举中农民工的参与缺失表明,农民工的选举权利得不到有效的行使,改变这种状况的政策方向不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吸引农民工回乡参选,而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工因为流动而变化了的参选需求,将农民工纳入到居住地或工作地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来.     

论马克思的自治思想

马克思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共产主义社会是自治的人类共同体;在无产阶级国家,对人民的管理会被人民的自治取代,实行人民自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自治;自治是政治自治与经济自治的有机统一;民族区域自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应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马克思的自治思想丰富和发展了自治理论,并对人类的自治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村民自治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开展,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高,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越来越多,从而对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村民自治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就是要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切实依法办事在村民自治中的有机统一。     

农村税费改革的绩效评估与后续改革的策略选择--山东肥城农村税费改革调查

对山东省肥城市的调查表明 ,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农民负担有所减轻 ,紧张的干群关系得到缓解 ,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发展 ,乡村机构改革和人员精减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改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主要有乡村收入大幅度减少 ,乡村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也导致乡镇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过多干涉村级事务。因此 ,农村税费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在乡镇实行“镇政乡派”,即在乡设立县 (市 )政府的派出机构 ,在镇设立政府 ,同时提高建制镇标准。二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三是建立农民协会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以便其更好地代表和维护自身权益。     

民工、民工问题与民工的"终结"——国家治理视角的解读

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国家治理体制,农民进城基本上是"移而不迁",身份转换滞后于地域和职业转换,从而形成了"民工"(又称"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相应产生的民工问题也超越了经济社会问题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平等问题,因此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有效解决民工问题,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有待于国家干预.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保护民工权益的政策,但是总体来看,目前的民工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民工问题的长期延续已经对政治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并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要求国家尽快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治理体制,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消除造成城乡、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工农平权,担当起民工"终结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