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久和平的两种讨论——康德《永久和平论》与哈贝马斯《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的对比阅读

18世纪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探讨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永久和平 ;2 1世纪哈贝马斯在《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中试图修正其前辈的观念 ,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康德在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讨论“永久和平” ,出发点在于“世界公民权利” ;哈贝马斯越过国家主权讨论“永久和平” ,出发点在于人权。哈贝马斯在其文第三部分提出对康德的修正 ,这一部分集中反映了二者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 :世界公民权利必须加以制度化 ,并对所有政府都具有约束力 ,国家共同体必须以制裁作为威胁 ,至少能够做到督促他的成员做出合法的行为……也就是说 ,从法律上调节…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正当性问题

当代国际关系议题已无法避开民族主义及其政治正当性问题.在现代国家历史之前,民族表现为"历史自然民族",具有一切民族要素,但与国家仅具有极松散的关系;在现代国家时代,民族表现为"现代政治民族",并等同于"人民",成为现代国家正当性的唯一根据.民族主义合法性根据在于现代国家原则即同一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共契约;现代国家要避免民族主义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或要把民族主义纳入爱国的行列,就要成功建立"公民宗教"或说"国民教育".这是对付极端分子分离主义运动的根本方式.     

“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片论

要修昔底德的霸权战争命题并非简单认为,雅典城邦一经崛起,就必然要与斯巴达爆发霸权决战。战争前五十年危机时期大部分都属常态的紧张时期,间歇性的战争与和平反复交替出现。当且仅当双方各自所据海陆实力达至某种平衡,并且科西拉与雅典的结盟事件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斯巴达才深怀恐惧清楚看到雅典真正强大,至此霸权决战才变得不可避免,双方也不再有其他行动选项。作为理论启示,修昔底德提醒我们,研究现实问题首先需要稳健地贴近丰富的现实进程,简单套用抽象理论框架,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正义与权力之争的复杂与两难——以修昔底德笔下普拉提亚(Plataea)事件为例

本文讨论普拉提亚事件所涉的四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我们拒绝简单地将正义与利益对立以认定普拉提亚的毁灭就是正义对利益的失败,也拒绝把一切彻底还原为利益以否认政治中存在任何正义;我们强调要切入事件所处必然性的政治态势,来分析相关方的正义问题。结论认为,斯巴达进攻普拉提亚并无所谓不义,不义之处在于他们以一场欺骗性的审判,蓄意屠杀普拉提亚投降者,以取悦底比斯人;普拉提亚的毁灭无关乎正义与否,它取决于政治事态的必然之势,其所遭受的不义主要在于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分别实施的欺骗。普拉提亚事件展示的政治悲剧性,源于政治事态的必然之势;正义作为一种有选择的行动,相当有限地生存于必然空间之下。     

哈贝马斯“普遍法律状态”论评析——兼论西方语境下世界正义理论的结构性矛盾

世界正义理论均以普遍人权概念为基础,要求超越国家主权的界限.本文借助评析哈贝马斯相关理论,进而指出普遍人权概念与国家主权界限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矛盾.在评析过程中我们看到,哈贝马斯继承了霍布斯消极自由人权,也就预设了国家主权的强制性界限,但哈贝马斯却又要求去掉这一前提预设,强调人权超出国家主权,这是理论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康德对主权界限的谨慎保留,源于他正视了普遍自由权利与国家主权界限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近代思想所纠合的古希腊与基督教两大传统之间尚未真正解决的深层矛盾,对它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西方之外的思想资源.     

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特别制造的命题，与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相关。梳理“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可以发现诸多民主和平的事实只是特别制造的结果；但在这种经验事实层面展开反驳与再反驳，却只会陷入论证泥潭，民主和平依然可以作为或然命题存在。跳出泥潭的办法就是紧扣“战争状态”这一要点，检验民主国家是否加剧或者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战争。研究表明，号称关注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丝毫没有致力于解决作为世界和平关键的“战争状态”问题，相反，它为某种加剧世界战争局势的干涉与扩张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借口。     

卢梭国际政治思想辨正

卢梭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比较容易引起误解,一方面,他的论述虽然深刻,却散见于各种著作与残篇;另一方面,其理论立场复杂,既洞察政治现实,又致力于探讨这些现实背后更深层次的人的自然本性及政治权利原理。把卢梭归入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之列,都是失之简单的做法。对于作为国际政治最大痼疾的战争状态,卢梭没有轻易设想应当如何完全摆脱,但对何为合法战争则尝试加以探讨,这可看作是一种旨在缓解战争紧张状态的理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