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纳萨尔运动早期斗争及其外部影响因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爆发的纳萨尔运动,深刻影响了印度(尤其是西孟加拉邦)的政治生态。纳萨尔派领导人查鲁·马宗达、卡努·桑亚尔、阿西特·森等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当时的中国官方媒体曾高度赞赏纳萨尔巴里起义,认为这是印度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武装革命的开端,代表着印度革命的普遍趋势。印共(马列)成立后,中共承认它是印度唯一的共产党。但由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形势误判以及战术失误等原因,纳萨尔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中共也曾批评印共(马列)施行以个体恐怖为主要内容的斗争路线,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纳萨尔派的内部分裂。     

纳萨尔巴里起义的社会动力机制及其后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土地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通货膨胀、严重饥荒等因素再加上部落的反抗和印共(马)在当地的长期群众动员工作,最终导致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在马宗达、桑亚尔等人的领导下,起义者提出一系列主张,诸如废除地主土地垄断、重新分配土地、武装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等,革命的浪潮迅速扩展到毗邻区域。纳萨尔巴里起义使刚在西孟加拉邦联合参与执政的印共(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进入议会政治体系的主流左派,印共(马)最终选择了镇压起义,此举造成党内严重分裂。萨尔巴里起义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只是一场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而且是后殖民时代西孟加拉邦乃至整个印度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性别互动论:基于“做性别”视角的探讨

自从坎迪斯·韦斯特和唐·齐默尔曼的《做性别》一文发表以来,性别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范式革命,即社会性别从一种"结构性规定"转变成"互动式达成"。"做性别"视角强调性别的互动性、情境性等特征,性别成为不断进行过程中的社会互动的产物。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在反思"做性别"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另外两种性别研究范式,即"消解性别"和"再做性别"。这三种性别研究范式可被统称为"性别互动论",它们都强调性别的达成、解构或重构是在情境性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性别互动论的意义在于重新将性别斗争权力归还给个体,使每一次日常互动成为潜在的重要赋权机会。该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的性别阶序及其运作机制,并促成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模式及其比较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在个体化的社会如何实现整合、也即疏离的个体如何进行制度化和再嵌入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探讨的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方式。根据支持资源来源的不同,农民工城市融入有五种支持模式,即个体支持模式、自组织模式、公共部门支持模式、市场支持模式和社区支持模式。其中,社区支持模式是开放性的、自治的和多主体的治理格局,是从结构—制度与行动—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它既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是由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来操控,而是建构一种包容性的基层共同体,这是一种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之间的整合模式。     

戈夫曼论性别广告:基于仪式与框架的分析视角

西方学术界经常忽略欧文·戈夫曼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性别广告》是戈夫曼性别研究的代表作,该研究具有两个特色:第一,通过琐碎的行为细节展示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性别差异;第二,充分运用视觉图像因素。戈夫曼主要从仪式与框架的视角分析性别广告,尤其是从行为学的意义上对性别展现进行仪式化分析。具体而言,戈夫曼从尺码相对大小、温柔的抚触、功能等级、家庭场域、次属地位的仪式化以及被许可的情境撤离等六个维度解码商业广告中的性别呈现。戈夫曼将性别不平等视为框架假定的产物,同时调音、编造、转换和超仪式化等因素使商业广告中的性别展现并非完全是现实的镜像。通过探讨被自然化的性别关系以及性别差异的再生产方式,戈夫曼揭示了父权制的微观运作机制。     

青年男同性恋者的生存现状与择友偏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社群逐渐在公共领域出现，其当前聚集特点主要有：以地方性同性恋组织为纽带、以关键人物为中心、以酒吧与公园等公共场所为地点，以及以互联网为虚拟空间等。除了这种聚集特征之外，同性恋者生存状态的另一面则是个体式、原子化的存在，伪装的、隐匿的生存特点使他们处于“流散身份”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对其择友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以往研究发现不同的是，除了择友对象的类型化偏好之外，许多同性恋者在择友过程中注重感情，并倾向于寻求与维持长期、固定关系的伴侣。     

生存现状、话语演变和异质的声音——9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研究

90年代末以来,在酷儿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同性恋从疾病、变态、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转变成非病理化和非罪化的主体间人格关系。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中国同性恋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从包容-抑制-重新包容的演变过程。然而,当前的同性恋叙述存在话语垄断现象,主体自主性的话语、知识和声音被总体化的宏大叙事所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来自异性恋社会,也来自同性恋社区本身。近20年的同性恋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行为到身份、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