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苏联对新中国的影响——从秩序、安全、精神角度探寻

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关系史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二者关系发轫于1920年代初期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在1950年代前后,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经历了十余年“朋友加兄弟”的“蜜月期”,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双方关系的急剧恶化,并贯穿了整个1960年代,最终导致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纵观冷战历史,中苏关系的演变,不仅对整个冷战的进程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政治进程.无论中苏关系如何,在此期间苏联一直在秩序、安全、精神等方面对中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探析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他既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作用,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初期远东地区与中国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是采取了同美国协调支配远东国际秩序重建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美苏在远东的均势。在许多具体安排上,斯大林受到沙俄外交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苏联对华政策受美苏关系与中国形势的影响甚大。本文利用多国档案文献,重新揭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该政策在形成后数年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     

中苏两党互动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1948-1949)北大核心CSSCI

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实现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1949年初,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性关系,是斯大林1949年初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使他更愿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迅速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     

根据四份俄罗斯档案看东北抗联教导旅历史

由于史料缺乏,关于东北抗联教导旅历史的认知一直不够深入完整。从俄罗斯档案馆和历史文献集搜集到的四份相关档案,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历史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一份档案是1939年4月15日由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名签署的给苏联远东边区内务与军事部门的命令,这份命令的出台标志着莫斯科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策略发生转变。第二份档案是1940年9月30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发给莫斯科的一份电报,这封电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伯力会议"。第三份档案是来自俄罗斯档案馆的一组周保中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反映出莫斯科关注过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及领导人任命。第四份档案是1945年8月24日周保中给远东苏军总部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的请示信,这封信可以帮助厘清一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增进对抗联教导旅在远东战役期间真实活动的理解。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