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国际规范、高等教育等软实力方面。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变量,但不能就此认为亚洲地区已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包含有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四种秩序特征的复合体。同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并非就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悲观,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分歧,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G20汉堡峰会:分歧、化解路径及启示

<正>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峰会上,成员国在诸多议题上充满了分歧。所幸的是,在主席国德国的协调下,成员国依然达成了不少共识,并在反恐、贸易、气候等领域取得诸多成果。汉堡峰会能够化解分歧、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灵活运用了"优先关注共识性领域""多边双边相互结合""争议议题与共识议题相互转换""用时间换取合作空间"等手段。此次汉堡峰会的经验可为G20未来机制运作提供启示。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标准及其对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启示

本文系统考察了世界银行反腐败标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金砖银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启示,认为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政策经历了一个重要变迁,而后者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世界银行主要捐款国对本国反腐败议题的重视。自世行成立以来,治理和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其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在沃尔芬森和沃尔福威茨两任行长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日益关注借款国的国内治理和反腐败状况,并将之作为其提供贷款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这与美欧日等主要股东国在世纪之交高度重视国内的反腐败议题以及世界银行自身以股东国导向为准的制度特征密切相关。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更多地强调借款国主导和采用国别体系,充分体现借款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因而应该采用一套更为灵活多样、更符合借款国实际的治理与反腐败标准。     

金砖新开发银行制度建设的政治逻辑

与金砖信用评级机构等其他金砖合作的制度倡议相比,金砖银行的制度建设更加顺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实力上升但仍面临着基础设施融资困境,世界银行制度改革也陷入困境。这些因素削弱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合法性,为新兴经济体创建金砖银行提供了政治驱动力。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金砖银行形成了借款国导向的运营制度模式,获得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充分肯定。厘清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驱动因素和政治逻辑,可以为未来金砖合作的机制化建设提供参考。     

八国集团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体霸权的视角

本文在批判霸权稳定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集体霸权的理论，认为八国集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多边战略对话与协调机制，具有集体霸权的特征，并分别从八国集团的权力优势、集团认同、成员国资格、会议筹备过程、大国之间系统性互动、大国互动的文档六个方面来分析集体霸权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金融稳定的案例，探讨了八国集团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八国集团必须进行改革，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利益诉求，才能在当前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G20机制非正式性的起源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不同,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内一种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已有的关于G20机制起源的研究,都较多关注了G20机制诞生的必然性,却忽视了G20为什么会采取非正式机制形式的问题.本文通过对G20机制诞生历史的考察,分析了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过程,并指出,非正式性是G20缔造者关于新机制形式的一个基本设想,也是对当时历史经验的总结.理解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对于我们把握G20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际机制以及如何处理G20与其他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G20长效机制转型的难题与可能方案

正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G20要实现向长效机制转型,需要超越危机思维,在保持非正式性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正式国际机制的互动,形成"G20+"的机制架构,同时引入联合国2030议程,使其真正成为谋划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2016年9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推动G20的机制转型,即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这在峰会的主题议题以及预期成     

“选举大年”全球政治局势前瞻

2024年,全球的政治极化现象将在选举政治中得到集中体现。美国大选当前,两党在移民、堕胎、枪支管控等议题上差异明显,政党精英和大众选民都出现了议题极化和情感极化的现象。欧洲议会选举预期将“向右转”,在欧盟各国国内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背景下,欧洲议会极右翼派的席位呈现增长趋势。印度大选中反对党首次组成28党联盟来对抗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而莫迪则大打“宗教牌”和“民族主义牌”,不断加深着印度国内的政治极化程度。墨西哥大选恐将成为又一次“暴力选举”。政治极化与选举政治相互强化的趋势,将给当前的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带来深远影响。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183;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183;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