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革的宏观走向和具体方案

依据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遵循刑事启动程序的运行规律和启动原则,考察国外刑事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结合我国诉讼文化传统和刑事启动程序的现状,改革我国刑事启动程序被动、封闭、单一的特征,应该在宏观上由程序型启动转变为随机型启动,由二方组合结构模式转变为任意性措施启动的二方组合和强制性启动措施司法控制的三方组合的双重结构模式;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建立案件信息登记制度替代立案制度,把它作为侦查工作的前期工序。加强启动程序的分流功能,实行两步式侦查模式;在配套措施上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控辩力量的平衡,以适应随机型启动模式的需要。     

论事业单位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参照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的方式刊登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例,对事业单位可以作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给予肯定。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争议仍然存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也有不同的操作。因此,在考察重要关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基础上,借鉴重要关系理论,认定事业单位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划分事业单位行为层次,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既能尊重事业单位的自治权,又能保障相当人的合法权利。     

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一审判决书之我见

"松月案"被誉为是"2003年中国十大案件之一",对它所作出的判决备受国人的瞩目.该案的一审判决书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的准确认定,但另一方面又暴露了其对法律法规的错误适用、判决结果的措辞不准确等一些不足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分析,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进今后的行政审判工作.     

论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及其边界——以保障房项目检察监督为例

保障房项目监督是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也是司法实践的制度创新,它超出了检察监督的法定范围.在议行合一宪政体制下,监督制度的历史传承、分权制约的制度设计为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行政权内部监督不足又为检察监督的介入提供了现实舞台.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以社会综合治理的名义,采取“职务犯罪预防”或“合作协议”的形式而展开.“权力监督”的实质合法性与“旧瓶装新酒”的技术化策略,较好地应对了监督范围扩展的形式违法的质疑.鉴于宪政框架内“以权制权”的制度设计、监督能力的局限,检察监督范围应以公权力监督为限,相对克制地保持权力的边界,既要达到监督公权力的目的,又要遵循检察监督的规律.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

面对权力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仅应当享有普通侦查权,而且应当享有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特殊侦查权。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缺失,普通侦查权面临内部机构、外部纪检部门的双重分割,造成侦查权的双重缺失,这是反腐败不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内部应当整合侦查机构,集中行使侦查权;在外部合理划分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维护侦查权的权威性,是控制职务犯罪的现实选择。     

论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适用及其限度

技术的适应性、道德的正当性以及法理的允许性,决定了职务犯罪诱惑侦查适用的正当性;从犯罪阶段上把握合理怀疑的事实条件,在职务犯罪预备阶段启动诱惑侦查,具有适用的合法性.尽管如此,在诱惑侦查中仍然不能适用过度的诱惑行为,不得超越普遍认可的道德观念;此外还应建立警察圈套、数量过限诱惑排除等救济方式,对诱惑侦查缺陷予以弥补,以保障犯罪追诉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论民办高校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

由于教育体制的变革,法律制度的粗疏,社团法人的局限,民办高校的弱势地位等制度性原因导致信用在民办高校发展中的功能丧失。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产权制度明晰化,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信用制度体系化,政府行为法治化等制度性措施来规制的失信行为,以保证民办高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国际标准之落实

作为刑事追诉对象的未成年人，处于双重不利地位，其正当权利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有关国际组织制定了检察机构专业化、教育感化等刑事检察国际标准。我国已经加入相关公约，在立法上也类似规定，积极地接近国际标准但也存在着专业化实质缺乏、轻缓措施不足等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中限制适用的再思考

鉴于“党内不适用技术侦查”刑事政策的影响,现行法律对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中的适用实行“一般不得适用,特殊情况例外”的严格限制。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目前职务犯罪的高发及其技术化、隐蔽化形成了对技术侦查适用的迫切需求。因此,直接授权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放宽适用条件,建立适用规则,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既能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又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论亲子鉴定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障

目前我国亲子鉴定法律规范缺失,鉴定数量激增,鉴定结果为婚姻家庭纠纷中的过错认定提供了活的证据,但也给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带来危害,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障。因此,区分有利和不利未成年人权利保障的亲子鉴定类型;坚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规定男方的协助义务和亲子关系推定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