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经济视野中的公诉政策

诉讼经济要求诉讼主体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法律效益,实现诉讼目的。为达最佳诉讼效果,在依法行使公诉权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必然会制定一系列公诉政策,这些政策都蕴涵着诉讼经济的要求。当前,检察机关在制定公诉政策,完善公诉权行使方式上应该积极探索扩大不起诉范围,进行辩诉交易,并探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刑事和解等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     

国际犯罪之国际刑事责任——评凯尔森的《经由法律达致和平》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教授一生著作等身,其研究领域涉及公法学、法哲学、国际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他创立的"纯粹法学"理论在中国影响颇深,学习过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人多少都会对其"极端纯粹"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天真可爱留有印象.     

事实与规范:刑法的“静”与“动”

事实与规范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关系,刑法学意义上事实概念和规范概念之间区分具有相对性,存在事实的规范化和规范的事实化。事实与规范之间存在法律评价概念、经验法则评价概念和社会评价概念,立法时应有所取舍。事实与规范的互动是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     

诉讼推动法治

法治之路漫长而曲折，特别是对一个拥有几千年独特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法治之路更加艰辛。实现法治目标的艰难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诉讼的胆识和勇气，简单一句话：怕打官司。中国有句谚语：一字人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反映的是诉讼的难度，打官司的离奇和曲折。《笑林广记》记载：官吏听讼断狱“无是非，无曲直，日打而已矣，无天理，无人情，日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日审官司而日打官司。官司而名打，真不成为官司。”时至今日，观民意、察民心，这种想法仍旧占据我们普通百姓的心中，仍旧让我们不想打官司、不愿打官司、不敢打官司。     

法律精神下的判决

一个时代的法律精神是这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法律的根本精神在于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律精神的展示，法律引领社会公正追求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来体现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即便是在成文法国家，判决不仅仅是了结诉讼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判决告诉社会和民众，法律彰显的是什么，     

清官情结与司法公正——漫谈司法目标的阶段性

在中国人的眼里，清官情结似乎挥之不去，人们总是希望出现一个好官，一个可以快意恩仇、侠骨豪情的好官。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在社会各种矛盾深化的时期，在现今贫富不均的时刻，这种情结更加的弥漫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由此而来的是希望——强烈的希望——司法的公正。这种需求毋庸置疑，司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心理的底线在此受到种种考验。正如培根所言，     

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现实路径探究

在构建和谐的社会背景和要求下,刑事和解制度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已经势在必行并得到广泛的实践。当前,应针对实践做法不一的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内涵、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解协议的内容、效力,和解的方式等方面进一步予以明确,以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经济法价值变动与制度权衡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在人本主义、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价值理念具有内生的一致性。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内涵必然随之丰富和发展,必然更加注重人本理念,实现发展与效益理念的更新,以及安全和公平理念内涵的重构,由此达到经济法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具体制度的建构。经济回应性特征要求在顺应科学发展观要求下对政府运行进行制约,规制政策变动和权力运行,推动政府运行法治化。     

从舆论司法走向司法舆论

社会的转型期,一切都在变化,司法概莫能外。在开放、透明、信息化的条件下,随着不同情绪的追逐和发酵,不同声音的质疑和关注,特别是舆论的深度跟踪和监督,司法平衡各方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司法公正也日趋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持续推动的焦点性问题。一些案件、事件发生后,在舆论和各方的高度关注下,司法何去何从,备受关注,备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