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起诉"

根据控审分离原则,对公诉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的范畴,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但是,为了制约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保障被害人人权,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强制起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强制起诉的权利.对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合理性及限度,对于改革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论检察权与被害人人权保障

检察权作为一种贯穿刑事诉讼始终的国家公权力,在保障被害人人权方面具有特殊的职责和价值。我国应明确界定检察权的性质,合理确定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内涵,以便完善检察权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保障被害人人权方面存在的不足。     

也谈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上诉权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缺乏上诉权的被害人只能是“半截子”当事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     

“代为告诉”规定要细化

1979年刑法第八十七条和1997年刑法第九十八条都赋予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权,即“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作为     

论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与保障

上诉权作为被害人的救济性人权,具有公正、秩序、效益及科学民主价值,是被害人所有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但是,必须完善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实现。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辩护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日渐萎缩,极大地制约了辩护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当按照有效辩护原则的要求,从立法上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律师充分参与刑事诉讼进程,实现有效辩护。     

德国的选择辩护人制度及其借鉴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4 2条规定了一种独特的选择辩护人制度 ,赋予被告人选择他所信任的律师作为其指定辩护人的权利 ,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这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指定辩护制度 ,加强对被告人之人权保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被害人陈述之比较研究

被害人陈述作为我国一类独立的刑事证据 ,它与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截然不同 ,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证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既有利于正确揭示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合理界定它在未来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地位 ,也可以借鉴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 ,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保障。     

域外刑事讯问制度比较研究

讯问作为一场发生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与处于被追诉地位的个体公民之间面对面的对抗与较量,其科学性是衡量一国(地区)刑事诉讼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讯问制度是各国(地区)刑事诉讼法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由于价值观念、诉讼模式、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等差异,各国(地区)讯问制度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完善我国讯问制度,实现诉讼人权保障具有重要价值。     

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之框架设计

如何设计法典的框架结构是制定和修改刑事诉讼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各国刑事诉讼法典在框架结构上既有其传统模式,又呈现出许多共同特征。我国再修改刑事诉讼法典的框架设计应该既借鉴域外的共同做法,又要符合我国国情及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