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范式提升《法理学》方法论品质——法理学改革新思路

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法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作为其基本载体的《法理学》的方法论品质。而方法论品质不足则是国内《法理学》一个长期被忽视因而亟待改革的问题。范式是库恩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意指得到一批科学家或研究者坚定认可与信奉、足以成为人们解决特定问题的基本进路和分析视角的研究成果。范式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国内《法理学》应当归纳和突显范式并以此提升其方法论品质。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圣经,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圭臬,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法制主义路径之于中国并不畅通,它已然陷入困境。如今以对法律的过分依赖为特征的法制主义及其引致的弊端已呈现出世界性。中国法治的推进应当克服法制主义的弊端,跳出狭隘的国家法视阈和单纯的西方模式,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有效嵌入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法治建设的有效资源。     

法、制度与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政府通过社会大动员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能动社会变迁 ,其中决策、人才和资金是三大关键性因素。这场社会变迁的最终完成和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等制度的力量 ,综合运用和发挥制度的各项功能。     

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

信任是社会主体对事物品质的真实性或他人行为的无害性、可靠性不怀疑的一种主观态度。它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讲究诚信的中国人时至今日却处于信任危机之中,被这种危机所深深困扰。在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具有特殊的强制力和普遍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降低信任风险,能够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调整,平抑和减缓贫富差距,能够有效惩治各种腐败,削弱不信任的基础,因此法律成为当下中国重构社会信任的最为有效的制度机制。     

论食品安全管理法治化

食品安全法治化是当下中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流行但缺乏反思的见解。食品安全违规并未随着国家食品安全法制的日益健全而递减。导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已进入了风险社会,社会价值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以及食品行业高度的市场化等。囿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单一的法治化路径不足以拯救食品安全。收窄食品领域市场化范围、重塑社会价值标准、克服有意的监管失灵以及培育风险文化等应是恰当的策略选择。     

知情权在我国的确认与实现刍议--写在中国记者节确立之日

知情权是一项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我国从宪法和法律上明确承认和肯定知情权是健全民主政治、清除腐败和保护与扩大公民权利的需要。知情权的充分实现需以政府和新闻界的足够尊重、公民的表达自由以及知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追求作为必要条件。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

信仰的要义是主体或信仰者自愿地对某种或某些一直没有或不能得到理性或经验支持的观点、主张、实体深信不疑,视其为至真至善至美以至于奉其为生活的目的和终极意义。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它,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     

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新探

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新探刘焯法就其本性来说，是以人的行为为对象的规范。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进行调整。要求人们的行为遵循、合乎法的要求和规定，是以“法的效力”为理由和根据的，人们的行为是否实际合乎法的要求和规定，则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