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赔偿中损害的认定

因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当被区分为纯粹的事实性损害与法律意义上的可赔偿性损害,而只有后者才是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认定可赔偿性损害必须坚持政策性限制、"度"的限制及相对性与有限性限制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方可建立起一套在各种损害形态中区别出可赔偿性损害的具体的技术性规则,从而为国家行政赔偿责任的准确认定奠定基础.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民意考量——以互联网的发展为分析背景

现代传媒的发达使得行政执法行为常常处于民意的包围与压力之中。民意在事实上的强大影响力迫使执法者不得不予以考量。但是,这种考量常与法律规范产生冲突。鉴于此,对民意的考量应当遵循若干实体和程序上的限制。同时应当建立一种立法引导和促进机制,使得传媒所表达的民意能够被及时地引导到立法程序中。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模式之重建

<行政许可法>强化了对许可申请人的权益保护,却忽略了利害关系人的主体性价值.利害关系人之权益保障被完全交由行政机关代言或是任其与申请人自行协商.此种保护模式使得利害关系人主动性参与之权利遭到隐讳地剥夺.为此,须将许可之决定模式由"法定条件审查制"改为"利益衡量选择制",通过建立普遍的受理公告与异议制使利害关系人获得充分的介入许可决定之机会.     

引咎辞职:法理阐释与制度构建

在宪法文本中规定引咎辞职制度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例。作为一种违宪责任形式的引咎辞职制度有着其它制度所无法代替的独特功能,它深刻地表明了社会公众对特定政府官员职业伦理素质的诉求,并使之具有了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及效力上的法律性。我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以及宪政的实践均已充分表明了创设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与迫切性。引咎辞职制度具体内容的构建则主要包括了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等方面。     

行政结构影响行政执法的机理分析

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在特定的行政结构所提供的环境中去行使权力,因而行政执法行为必然会受到行政结构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具体而言,行政机关的事权运作结构、人员组成结构及财权配置结构均能对行政执法产生导向或抑制作用,并可能消解法律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适用效力。行政结构的调整必须寻求其与行政法治的契合路径。     

个案解释技术在解决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困境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宪政体制及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法院难以展开对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规定的司法审查。但为了裁判案件,法院又必然需要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以便找到一个合法的、可适用于本案的裁判依据。这就导致了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困境。解决这一制度困境,其最佳途径是由法院通过个案解释技术,阻断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案事实之间的牵连关系,从而排除或限制该规范性文件在本案中的适用,同时又避免了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评价。     

行政审判中的行政与刑事交叉问题及证据规则之完善

“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是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及诉讼法研究中心承办的学术会议。2010年10月13日-15日,第三届“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在杭州市淳安县的千岛湖畔举行。本次论坛的主体主要是两个：行政争端解决中的行政与刑事交叉问题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修改和完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副会长刘莘教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临萍、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法官以及人大、政府、检察机关的代表共7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0篇。与会人员就上述两大主题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展开了热烈探讨。     

行政审判中的行政与刑事交叉问题及证据规则之完善——“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2010年）”会议综述

2010年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及诉讼法研究中心承办的“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第三届）在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畔举行。本次论坛围绕着行政争端解决中的行政与刑事交叉问题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修改和完善两大主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副会长刘莘教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临萍、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7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基于典型行政执法事件的分析

行政执法的过程并非"法律+事实=决定"的简单推导过程.除了法律以外,其他许多变量均可能对行政执法的过程与结果产生影响.在诸多变量中,上级意志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有力.因而,只有改革我国的行政结构,使得行政权的运作体制能够满足法律统摄的要求,才能最终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本导向的行政执法逻辑.     

论行政强制权的设定

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是行政法律制度中的重中之重 ,为行政强制立法必须加以规范和明确的首要问题。鉴于行政强制权的涉权性和侵益性 ,也为了适应WTO规则中法制统一的要求 ,行政强制权应统一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并力求设定内容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尤其是为确保行政权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保证行政效率 ,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来行使 ,具体可通过成立专门机构来集中行使强制执行权 ,负责行政决定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