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制度中,存在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糅杂不清、假种子行政处罚代替品种权行政处罚的现象,影响品种权行政执法功能的发挥。从制度发展的总体走向来看,品种权行政裁决的功能在逐步弱化,而行政处罚日益成为执法重心。理清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的关系,强化品种权行政处罚制度,明确行政权介入的公共利益门槛,着重打击假冒、套牌等严重损害种业创新和市场秩序的行为,能使行政执法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经营者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

实践中出现了经营者披露信息符合国家标准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却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情况,反映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缺乏明确的标准。作为消费者知情权的对应,应当在消法中明确经营者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规定经营者披露信息的原则和标准,这可以为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指引,也可以在规范性文件不符合现实需要时为司法机关否定其效力,维护消费者利益提供弹性空间。制定经营者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应考虑信息义务在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均衡配置,并做成本和收益的考量。     

律师在审判阶段的阅卷权应得到充分保障

新刑诉法把律师可以查阅案卷的时间从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应该说这是扩大了律师的阅卷权。但是在实践中，很多律师感到，阅卷权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刑诉法虽然规定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阅卷，但查阅案卷的范围仅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对案件情况有关键意义的其它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都查阅不到；二是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由于新刑诉法改革了审判方式．检察院在开庭前向法院移送的案卷材料由原来的移送全部案卷改为只移送部分案卷，包括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     

论著作权法中专有使用权的性质和效力

一般的专有使用权是具有某些绝对权效力的债权,其绝对权效力体现在对未经许可的第三人具有排他效力,这种排他效力并不需要公示的支持.专有出版权具有完全的绝对权性质,但是在专有出版权不是法定而是约定取得的情况下,其绝对权效力应当有公示制度的支持,并且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其权利内容和效力.我国立法应当规定专有使用权登记获得绝对权效力.     

从“可分割合作作品”立法缺陷看规定结合作品之必要

我国的合作作品包括可分割合作作品和不可分割合作作品。世界上多数国家合作作品仅指不可分割合作作品。我国关于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原因是可分割合作作品的共有和可分割部分的单独所有造成的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取消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规定，合作作品仅指不可分割合作作品，引入结合作品的概念并规定其著作权行使规则。     

音乐电视作品上的著作权权利主体探讨

在音乐电视作品上，音乐作品作者与音乐电视制版人的关系不是影视作品创作者和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关系，而是基础作品著作权人和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关系，所以在音乐电视作品上存在音乐作者和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的双重著作权。因为音乐电视作品中音乐价值的突出体现，应当保护音乐作品作者的权利，不能规定音乐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推定转让。     

中外刑事赔偿归责原则之比较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司法裁决错误的赔偿 (冤狱赔偿 )采用无过失责任原则 ,而对非司法裁决错误的职务侵权赔偿采用过错或者违法原则。我国没有区分这二者的区别 ,采用的是以违法责任为主兼采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要完善刑事赔偿归责原则 ,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行政实施研究——以裁量权的建构为中心

我国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行政机关实施一般条款的权力。一般条款以高度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如果授权执法者在适用过程中进行价值补充,执法者就因此获得一种立法性的裁量权。就我国现行执法体系而言,竞争执法机关行使该项权力存在法治层面的正当性隐忧,控制裁量权滥用的制度保障措施也有欠缺。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性,加强行政程序的公众参与,是满足裁量权正当性的基本要求;限定裁量权行使的最佳范围,进行自我控制的功能建构,实现司法审查的良性制约,是防止裁量权滥用的必要保障。以一般条款的实施为契机,我国竞争执法机关将完成从传统执法机关向现代管制机构的演进。     

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抄袭行为”的规范

抄袭网站资料引发的纠纷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法院在面对这类新型争议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往往陷入困境。我国法院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来保护知识产权法之外的智力成果,已经发展出智力成果补充保护的初步实务规则。实务中对智力成果的补充保护基本上遵循了以模仿自由为基本原则,以抄袭禁止为少数例外的方式,但也存在标准不一致以及个别案件扩大保护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范抄袭行为时,进行法律保护价值取向的论证,确立保障公众利用自由和鼓励竞争为导向的价值观是必要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行政权力的边界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为行政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公共利益限制,造成实践中可能侵及到私人权利领域.通过对六个典型国家(地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其性质采用了不同的规制方式:对于仅涉及经营者之间侵权纠纷的,多数国家只规定了私法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并不介入;对于与竞争秩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