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中无形资产流失的法律对策

当前,我国国企改制过程中的无形资产流失问题相当严重。本文对无形资产的范围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无形资产流失的途径,分析了无形资产流失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展与不足——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且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有其进步之处,但也有其不足。     

行刑社会化在我国的可行性初探

行刑社会化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并面临着诸多观念上和体制上的障碍。但是，随着自由、平等、人道等民主观念日益深人人心，行刑社会化思想将逐渐被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本文亦遵循刑罚的发展规律，从历史、现实角度论述行刑社会化在中国的可行性。     

“最低工资标准”遭遇对策规避政策

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也就是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国家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需支付的最低工资报酬。     

犯罪主观方面认识因素再探讨——以我国主流刑法学教科书为评论对象

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对其内涵合理的界定及充实,是科学厘定犯罪行为人对此承担义务的依据;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诸如行为的违法性不属于行为人认识的内容,已经达成共识,但又将对行为性质和行为客体的认识纳入认识的范畴,存在体系上的内在冲突,其根源在于将构成要件与构成要件事实的等同;将认识因素有无的标准界定为以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貌似科学,实际上难于把握;唯有坚持客观标准,以常识、常情、常理平等地对待相应的行为人,方能将刑法中的主客观一致原则坚持到底。     

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这个到处充满着变革的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导致犯罪行为不断增多。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类型恶性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形式团伙化、犯罪主体复杂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的特点和趋势。因此,如何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地位探析

在传统的报应刑理论指导下，刑事司法过分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忽视了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在以惩治犯罪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刑事司法之下，被害人由此成为司法程序中备受冷落甚至遗忘的人．二次被害也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近年来，受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影响，并随着其导向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特别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问题就更值得探讨。     

刑事和解制度构建过程中的被害人地位

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权利被漠视的"诉讼参与人"到刑事诉讼主体——"当事人"的历史过程。然而,纵观我国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发展,我们却不难看出,从1979《刑事诉讼法》到1996《刑事诉讼法》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困境。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被害人尴尬的"当事人"地位——既不完全又不完整的"当事人",仍然延续1996《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在进一步构建我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之际,不断探索被害人地位的理性界定,走平衡各方利益的再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