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商海反思

1944年出生的柳传志,曾经是中科院计算所的职员,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他提出的“贸工技”路线,将联想从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院办企业发展为今天横跨PC、IT服务、风险投资、房地产、并购投资等领域、年产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控股集团。对这样一位企业家,他20多年商旅生涯的精神财富,可能远远超过他领导联想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不久前,他接受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采访。     

中国反恐法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现行反恐法制还存在立法格局不科学、反恐原则缺失、基础概念不明确、刑法反恐重心偏移、反恐程序立法空白、人权保护不力和执法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我国应构建"以宪法为依据,以反恐怖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反恐立法新格局,确立法治和人权、标本兼治、国际合作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等反恐基本原则,厘清恐怖主义基础概念,在刑法中增设恐怖行为罪、明确规定特殊的反恐程序、加强反恐中的人权保护并不断完善反恐执法体系,推动反恐领域国际法制与中国法制的良性互动。     

中国和平发展中妇女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妇女人权的进步与中国和平发展息息相关。中国承担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确保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法律义务,而且积极履行义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论是妇女人权保护的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衔接上,还是法律的实施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如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因过分纲领化而缺乏可操作性;中国国内法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卖淫嫖娼和非法同居蔓延以及妇女就业难等新情况对妇女人权的尖锐挑战;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重男轻女等传统文化观念的限制等。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强化司法并推动文化观念的嬗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书写妇女人权进步和中国和平发展交相辉映的壮丽篇章。     

论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与国际法律控制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强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而现行国际反恐法制治标不治本、规则取向不足、条约的巴尔干式、反恐措施单一、国际合作欠深入等弱点都亟待克服。只有全面构建和完善国际反恐法制 ,在断定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具有更多的规则取向 ,并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才会得到有效控制。而要彻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     

日本福岛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中国的应对与启示

福岛核事故重创日本,荼毒生灵,污染世界。中国应将民间索赔与政府索赔有机结合起来,依据日本核损害赔偿法与相关国际法向日本索赔。中国受损者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赔偿取决于日本法对"核损害"的界定和对核损害赔偿限额的规定,以及地震、海啸能否使东京电力公司免责等因素。按目前日本国内核损害赔偿制度,福岛核事故导致的巨额赔偿难以实现,还需依靠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额外资助。前车之鉴,中国在大力发展核电的同时,应技术革新、严加管理,尽快出台原子能法,不断完善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并考虑适时加入核损害赔偿责任公约以分散巨额核损害赔偿风险。     

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困境与出路

缔约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困境却盛行于九大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这是由国际法生成机制、利益集团博弈、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制度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决定的。条约机构的改革、统一和加强进程已初见成效,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更多参与报告程序也增强了其实效,但很难触及其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报告制度属发展型制度因而具有光明的前景,未来它仍将沿着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前行,其命运取决于制度供需状况和制度博弈,其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提高报告制度的实效、提升其人权法理学功能和尝试打造多样化的报告准则。     

理顺四种关系 做好党的工作

一、维护厂长负责制,理顺书记与厂长的关系书记和厂长是企业里党政两个“一把手”,两个“一把手”的关系理顺了,团结搞好了,就能为整个班子的团结确定主旋律。我是1990年开始做党委书记工作的。从当书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在实践中注意从党性原则出发,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一,厂长有威信,企业好管理。厂长是一厂之长,是指挥生产建设的权威。实践证明,厂长威信高不高,权威性强不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因此,维护厂长的权威性,帮助厂长树立威信,是一个党委书记应尽的义务。我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注意这一点。不论大事小事,只要厂长说得对,我就充分肯定,积极支持。有时,厂长的意见有不妥之处,我也不当面否定,而是用商量的口气与厂长交换意见。总之,不把自己摆在纠正厂长错误的“救世主”的位置     

分裂·干涉·主权——《反分裂国家法》的国际法分析

《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是中国依法执政的新飞跃。国际法视角,《反分裂国家法》是以主权法对抗干涉法,是打击台独势力的尖兵利器。它不是反对台海分治的现状,而是反对台湾从中国分离成为一个新国家。《反分裂国家法》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该法的出台也暴露了国际法的体制性弊端,国际法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