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临潼区城管综合执法状况观察报告

针对城市管理秩序中公权行使与弱势群体生存之间矛盾突出这一社会焦点,本文对西安市临潼区城管执法状况进行了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从执法依据、职权范围、舆论关注、执法模式、执法监督和社会评价六个方面描述、剖析了城管综合执法现状。文章认为,解决城管执法难题应当基于对真实现状的充分了解;城管执法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意识觉醒和资讯的发达,不应简单强调社会转型之于城管执法的背景意义;城管执法问题的症结在于城市规划理念的缺失,城市管理应当更新管理理念,健全管理体制,积极关注公众利益与长远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十八届四中全会司法改革新举措之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新举措,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从制度和体制上防范和禁止地方行政权力干涉,保障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体制,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立案登记制,从司法权运行机制和职能定位上强化司法权威,促进公正司法,保障国家和公民权益。     

中国法官员额制的历史演进

对于法官员额制的制度分析,一个重要面向在于厘清法官员额制之历史演进。从法官员额制的概念分析入手,正本清源,首先将其制度内涵予以厘清。而后对法官员额制的制度演进历史进行梳理,并划分为古代孕育、近代雏形、现代基本形成这三个阶段,挖掘史料中关于司法官员定员管理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研究仅仅将法官员额制局限为近代以降学习西方产物,实际上,虽然中国古代缺乏"法官"这一正式官职称谓,但对于司法官员的定员管理却是历久弥长,因此可视为当代法官员额制的孕育阶段。     

法官员额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因此,有必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法官员额制进行分析。一方面,分析法官员额制的制度需求,将宪法秩序、公众司法需求、法官员额制的预期收益作为法官员额制度需求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分析法官员额制的制度供给,将改革方法论、法院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倾向、现有法官队伍构成作为制度供给的影响因素。     

从部门执法到综合执法

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城市管理难度不断加大，而其原有部门管理——分散执法这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行政处罚法》的授权和国务院领导下，各地开始在城市管理领域展开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这种新型执法体制的出现对原有的行政执法体制形成冲击，并对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乃至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