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视野下国际强行法规则的新发展——基于不同机构司法实践的一个比较分析

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出现给平权式的国际法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国际强行法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因此其具体内容十分模糊。这样，研究和分析各类机构关于国际强行法的司法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强行法的理念，把握强行法的发展趋势，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际法中的特别法优先原则

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重要表现,特别法优先原则强调适用更特殊、更具体的特别法规则,是解决这种冲突的重要方法。冲突确实存在与规则属于同一事项构成了该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而调整事项和规则所涉及的缔约方则构成确定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参考因素。     

条约冲突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条约冲突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国际法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条约冲突及其解决对国际法治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条约冲突的产生与国际法不成体系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在各种类型的冲突中,有的可以采用诸如特别法优先原则来处理,有的可以通过条约解释规则加以消弭,有的则可以设置明确的冲突条款来避免。国际法的不成体系,使得解决条约冲突的方法也可能是不成体系的。综合运用各种冲突解决方法,是国际法对解决条约冲突的必然要求。     

“中美双反措施案”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研究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同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在中美双反措施案中,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综合运用多种条约解释方法,否决了美国和专家组仅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而将其视为公共机构的做法,继而否定了美国将中国国有企业向涉案企业提供原材料的行为认定为构成《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1条意义上的补贴并征收反补贴税的做法。中美双方关于公共机构的争论实际上是自由竞争经济理念与计划经济体制冲突的体现。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认为公共机构的范围和特性因其所属国家不同而不同,也因具体案件的案情而异,且维持了专家组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界定为公共机构的裁定,故中国应当及时就涉案法律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规划和各级政府相关文件进行修正,以避免再次被有关国家以公共机构为由而发起的反补贴措施。     

条约解释方法在解决条约冲突中的运用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通常用于澄清条约约文的含义。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背景下,条约解释也可以用来解决条约间的冲突。用于解决条约冲突的条约解释方法在实践中并不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所规定的内容,还包括其他一些具有国际习惯性质的方法。不过,由于国际法的法律规则之间缺乏明确的效力等级,条约解释方法在解决条约冲突方面的作用也受到一些限制。     

试论《科托努协定》

欧盟向来重视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其双边贸易协定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科托努协定》就是最新的法律表现形式。该协定以贸易和合作发展为导向,在具体内容上采取义务对称和不对称并行的方式,推动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协定还引入了“良政”概念,纳入了人权保护等诸多问题,这在使得协定的内容多样化的同时,也能够从外部推动非加太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因而具有一定的意义。     

国际条约中的冲突条款评析

冲突条款是国际条约中处理与其他条约适用关系的条款。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国际法制背景中,冲突条款的规定对于解决条约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国际条约实践来看,冲突条款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冲突条款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条款在国际条约中的重要性。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近年来，党和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抓手。行政执法规则是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在域外适用的框架下对中国现行行政执法规则进行重新审视。域外适用强调将本国法适用于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物和行为，而行政执法的属地性往往要求行政机关只能在本国管辖领域内执法，这给行政机关针对本国管辖范围外的对象执法带来了困难，需要通过增设“效果”或“影响”等连接点作为完善执法的手段。此外，经济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是域外适用的典型措施，往往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尽管这类措施大多与国家安全等重要利益相关，但不宜将其绝对排除在现行中国行政法体系之外，而是需要引入“二分法”,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将与国家安全不存在直接必要联系的制裁措施剥离开来，使其受到行政法规则和原则的约束，实现完善涉外法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