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精髓是自由与权利——兼论“民主价值论”的缺陷

当代的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国际人士,都已经注意到,伴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注定了要实现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面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王法“观念,来自于苏联30年代维辛斯基模式中的“阶级论”以及二者相结合产生的“国家本位”、“官本位”、“义务本位”,正在受     

权力制约论

权力,这么一个小小的字眼,却包含着难以尽述的内容。人们时而对它怀着欣敬和期待,时而对它抱着厌恶和仇视。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却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一部权力斗争史。古代的皇帝、皇室,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不借手足相残;现代的拜权狂,为了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直弄得“折戟黄沙”。许多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政治力量和个人,运用权力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的前进;一些代表腐朽没落势力的集团和个人,滥用权力,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权力,在政治学词典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词汇能象它那样令人眩目和颇费争议的了。     

民主四题

民主、和平、改革,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三大潮流。在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和彻底的改革的意义上,民主潮流是比另外两个更持久更广阔的历史进步力量。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根本国标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举世瞩目,正是因为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里的这个伟大的实践,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具有超出国界的意义。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曾是千百年无数志士仁人的热门话题。实践的昭示,着眼于规律性研究的科学考察,使我们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观念,又表现为一种制度;既要注重它的实质,又不可忽视必要的形式;既是一个必须持久奋斗的目标,又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既要重视建立保证民主实施的有效机制,又要把提高效率作为着眼点。观念与制度民主,最早的解释是“多数人的统治”。按照现在通常的理     

“权利本位”对于宪法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宪法学,我所知甚少。不过,既然“理论无禁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愿略陈浅见。我刚刚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珠海的全国法学理论讨论会,一个是前天刚结束的长春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我想谈谈从这两个会上得到的宝贵认识,以及它对于宪法学研究的直接意义。     

要坚持,不要“附加”——谈传统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

法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是自不待言的。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和它为我们提供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恩针对特定历史背景所作的一些结论,尤其是不能把不属马恩的一些结论强加在他们头上。     

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自邓小平同志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重新发表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国内外舆论的重要话题。可以预料,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厉害地冲击到某些社会固有矛盾和利益集团,因此,它是一项更困难、更艰巨因而需要更慎重和更坚韧地进行的事业。为保证这项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有理论准备、舆论准备和社会心理准备。     

法学应注重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研究

正象一滴水虽具有水的基本特征却不能代表江河湖海,更不能代表水在自然界中的综合效应一样,对法的研究,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和法律现象,就不能充分认识法律这种特殊行为规范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综合效用,也不能适应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已从过去主要在政治斗争领域转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新的形势。     

法学理论更新的进一步思索

自两年前笔者提出法学理论要更新问题(参见《法学》1986年第1期拙文《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和198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法学理论要更新——记张友渔和张宗厚的一席谈》)以后,法学界对此众说不一.我认为,这并非坏事.任何探索,一开始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对于我来说,需     

浅谈法治观念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要通过改革在中国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谈法制时理直气壮,而对“法治”却讳莫如深,还有些人把“法治”误解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讲到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弊端时指出,“用人缺乏法治”。为我们树立法治观念指明了方向。     

略论法的概念和法的质的规定性

我很赞成英国十七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的下述一段话：“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使人适应。而新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受到非议。……然而，历史是川流不息的。若不能因时变事，而顽固恪守旧俗，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