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平等权利法律保障:回顾、反省与前瞻

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求。在我们这个农民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关注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立法不仅数量与农民人口不成比例,而且立法的层次也较低,多数是一些政策性的文件和法规。就是在这些文件和法规中,农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是极不对等的。而且,在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中,尚有许多与城市居民相比不平等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为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必须从制度上建构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论我国华侨在境内投资经商权益的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大量的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创业,为我国引进外资与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华侨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利益群体,其在境内投资经商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却存在着数量少,层次低、内容零散并严重滞后等问题。我们需要从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救济等多种途径,切实加强对我国华侨在境内投资经商权益的法律保护。     

法律解释与法院的角色

在世界范围内,法院或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事实,而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这一点上有一种趋同的态势。法律解释以其特殊的拾遗补阙功能和媒介作用在我国的法律适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现行的多元的、立体式的法律解释体制又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必须以特有的方式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解释制度。     

别再拿“农民的儿子”说事

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不管是总统的儿子、富翁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都可能会被不加制约的权力魔杖所伤害     

论我国农民自治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农民是我国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离开了广大农民的参与,就不可能完成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建设重任。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没有组织的单个农民是无法融入现代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去的。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昭示,村委会完成不了农民维权自治的问题,我国应当借鉴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农民自治组织建设的经验,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尽快建立我国农民自己的自治组织。     

勿让提拔任用变了味儿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一个干部能不能被提拔任用，主要看其德、能、勤、绩综合表现，看其能不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向上级组织推荐干部，是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的份内工作。完全用不着向被考核者表白、讨好。一部分人之所以还要那样做，恐怕是封建裙带风在这些人思想中作怪，这部分人把提拔任用干部看作是培植自己亲信的机会。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大部分人的思想中，都信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自律性要求．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巾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甚至还值得称道。问题在于，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绝不能把这种份内工作视为施恩，并且期望他人来日相报．期望今日我投你一桃，明日你报我一李。如果这样做．就是在做交易，就是在拿公权力在做私买卖，就是一种用人上的腐败行为。     

欧洲宪法法院给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建构的启示

违宪审查制度是人类政治与法治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也是现代国家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应借鉴欧洲宪法法院违宪审查的经验,逐步建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规定公民个人作为启动宪法救济的主体,规定具体的宪法救济方法与程序,并在时机成熟时将那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逐步交给普通法院解决。     

论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造法”

作为《欧洲人权公约》的重要实施机构,欧洲人权法院自设立以来建立了大量判决先例,并使之成为欧洲社会人权保护的标准。为了适应人权价值的普遍化趋势和社会民众的现实期待,欧洲人权法院秉持司法积极主义立场,不断运用各种形式的裁判方法论进行"司法造法"工作,从审判席上参与欧洲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确定国家保护人权的各项积极义务,对整体欧洲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领导职务行为的法律规制

依法治国要求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要求领导人的职务行为必须服从于宪法与法律。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人治思想的影响,领导职务行为中的“乱作为”与“不作为”现象不仅为数不少,有些性质还相当严重。因此,必须推行领导职务行为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并从行为前的“自我控制”、行为中的“监督控制”和行为后的“惩罚矫正”入手,规范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我国华侨权益保护专门立法问题探微

华侨权益保护专门立法是新形势下适应国情、侨情发展变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侨务工作依法行政的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侨务部门出台的有关保护华侨在国内权益的法规和政策已经逐步形成体系,为我国华侨权益保护专门立法积累了实践基础和可行经验。在操作层面上,我国亟待在进一步强化立法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创制华侨在国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