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先争优活动对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促进作用

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内容关乎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创先争优活动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裁体和有力抓手，也是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战略举措，在全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其历史意义具体而深远。     

1929-1931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之探讨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到1931年9月主要成员撤离上海为止,其间对中共中央的政治指导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并形成了阶段性的特征.伴随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远东局对中共中央的政治指导经历了逐步由旁入内、由指导到指令的递进过程；而这一从旁指导监督到共同参与协商、到最后强制指令安排的...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是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上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施行者,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人,又是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因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其领导职务被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接替。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党代会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接受者以及唱主角的组织者,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是惟一的一次;而一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主角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又没有被大会当选为继任,这同样也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的惟一一次。另外,六大诞生了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可以说,这么几个"惟一"都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安排密切相关。     

霍秋白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依据苏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瞿秋白作为远东局组成人员,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改变了他自四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地位,获得了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同时,他在参与远东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从“过把瘾就死”说开去……

过把瘾就死之寒风不知是由北方吹向南方,还是由南方吹向北方。直吹得一些精神低落或意志薄弱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而半百之人陡然一惊,深吸几口,随之感冒发烧,神魂颠倒,言语含混,行为张狂。围观者中尚有为时髦所感染者,一步步跨进了“过”之行列,以致寒气还在四处蔓延。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重提“两个务必”的背景思考

党的十六大闭幕以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的人员专程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他把十六大的召开及其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看作是新的大好形势下的继续“赶考”,他要求同志们再次“赶考”时,要保持当年“赶考”时的清醒和冷静、谦虚和谨慎,保持当年的艰苦奋斗作风。可以说,这是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首赴西柏坡,重提“两个务必”的深意之所在。一、再次“赶考”需要全党保持当年“赶考”时的清醒和冷静西柏坡…     

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调研报告（上）

此文为一群法学院大学生所写。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农村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的一环,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深入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群大学生深入农村做了三个月的调研,并就珠三角农村股份合作制问题写出了较深入的调研报告.     

关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对华政策转折和探索的结果,它的错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它的探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具有导引作用;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在暴动策略的制定上是留有余地的,并非一味地强调即时暴动和拼命暴动;会议虽然犯了不恰当地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提出把中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却是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的必要,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需要。     

解读关于中共“四大”的一封信——瞿秋白致鲍罗廷（1925年1月26日）

在俄罗斯最近公布的档案中有一封信，即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信①，其中谈及中共“四大”解决了党内意见分歧——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瞿秋白之间产生的矛盾，分析这封信的内容，有助于了解中共四大前后党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