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定位浅析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性质和归属与一个国家的宪政思想、政治架构、权力配置以及运作的实效息息相关。在制度选择的背后,起作用的还有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等因素。     

农村“两委”人员职务犯罪现状分析与惩防对策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的投入,扶贫补贴、种粮直补、养殖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水利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等多种惠农补贴、补助资金,自上到下逐级发放到位。     

职务犯罪侦查手段现代化的理解和应用

一、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总体思路(一)有易到难,逐步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需要紧紧围绕办案工作,从办案最急需的侦查信息和装备抓起,有易到难,逐步推进。侦查信息化建设中,对于需要通过与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获取的公共信息,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多层面、多角度开展工作,逐步积累相关信息。装备现代化建设要着力解决经费保障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必配装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配备先进设备,避免更新换代过快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当前行贿犯罪频发及惩治分析

<正>当前行贿犯罪频发原因分析——在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宽容行贿人的现象在当下,社会上存在一种宽容行贿的心理。人们往往将行贿和受贿区别对待,对受贿者万分憎恶,往往认为行贿者扮演的是弱者角色,认为行贿是迫于无奈。行贿和受贿是一对共生的毒瘤,互相依存,互为条件,行贿是一系列受贿行为的起点,而受贿又会使更多的人加入行贿的行列中来。行贿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声誉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在经济上,行贿行为存在"高收益低成本"现象     

未成年人实行强迫卖淫行为的刑事责任

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共性,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的间接正犯之间属于法条竞合,14-16周岁未成年人实施了强迫卖淫行为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     

建议建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之一，其所占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很特殊，在自诉刑事案件中处在控告人的地位．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通常通过自己行使诉讼权利而得到责任追究与权益恢复，一般被害人所受损害相应较小，不存在社会救助问题。而在公诉案件中，是由国家公诉机关来承担指控犯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义务与权利的。此时从指控犯罪、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角度看，被害人处在从属的地位。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身体的伤害相应更大，使得被害人的生活由正常而为窘迫困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甚至难以为继。从司法实践来看，仅通过由刑事诉讼行为的完成达到权益救济与权利恢复尚不足以使得被害人的生存环境得到基本改善。故此当考虑设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理由如下：     

诈骗罪是否存在事后共犯

2001年11月份至2003年年初。涉案人王某称其认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某（此人为王某虚构），可以借此关系把被害人化某的儿子安排到法院工作。并以此为名，先后从被害人的手中骗取钱财共计26．9万余元，后由于此事久拖未果，引起化某怀疑并让王某退还其被骗钱财。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2006年3月份王某找到涉案人李某．让其冒充副院长张某，李某在明知王某诈骗的情况下仍以副院长的身份先后多次会见化某及其家人．为王某掩盖犯罪事实真相直至案发，并在第一次冒充副院长张某会见化某及其家人后收受王某现金1万元。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危害后果司法认定之我见

渎职行为的多样性、犯罪客体的复杂性以及行为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渎职结果的多样性。要正确理解渎职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综合评价“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正确看待渎职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偶然因果关系，不断完善对人身权利的刑法保障，准确界定渎职事件的媒体曝光与非物质性危害后果的关系，提高对渎职行为形成的潜在危害后果的认识，适时进行立法完善。     

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研究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无期徒刑是主刑中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其适用对象是犯有非常严重罪行的犯罪人。而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我国刑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存在不同认识。在此,笔者拟就未成     

反腐促廉政亮剑为民生

群众利益无小事.2012年,郑州市人民检察院高举反贪利剑,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但严肃查处职位高、数额大的职务犯罪"大案",而且坚决查处关乎民生的"小案".全年共查办教育文化系统、医疗卫生系统、农村土地矿产征用领域、涉农专项资金管理领域内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职务犯罪53件72人,占立案总数208人的35％,涉案数额达3300万元,所立案件全部为大案,县处级以上要案4人.通过及时、快速查办,切实解决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增强了群众对反贪工作的认知度和满意度,彰显了法律的威慑力和影响力,体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大大提高了反贪工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