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力地方化专题的教学路径探析

本文通过对司法权力地方化的表现、弊端和成因的分析性阐述,让学生掌握司法权力地方化专题的基本内核,在此基础上,探讨消除司法权力地方化的基本对策。     

和谐社会机制构建的学理分析

经济公平问题是我们进行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关键着力点。维持利益的有序、均衡实质上就是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之间构建以矛盾为核心的互动制约机制,从而引导各种利益矛盾从潜在的剧烈冲突的可能性向辩证的自适应运动方向转化,可从市场体制外入手,构建与市场体制良性互动、并行发展的社会和谐机制。当社会中有不和谐的因素时,这种机制能够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治的作用,有效地整合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使社会结构获得平衡,社会能在良性的状态下进行运行。     

不可过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渐成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境外与国内部分学者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的"治理"概念不加辨析地引入到研究中,提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径,借机否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种观念未基于中国治理情境厘清现行国家治理主体的结构与功能实现机制,实质是"借力打力"推进西式民主,从根本上忽视了执政党在现行国家治理体系     

论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二元社区形态与差异治理模式

近年来,经济性特区的社区呈现出过渡型与新市民型的新二元社区形态.调查显示,过渡型社区是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农村自然村逐步过渡到城市居民小区的社区形态,其人口结构主要以当地农民与外来暂住人口为主；新市民社区主要是由于产业扩张与产业升级而吸纳的拥有资本与技术背景的新市民而形成的社区形态,其人口结构主要是外来人口,一般已购买商品住宅并拥有当地户口.针对过渡型社区秉承管理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应采用管理式服务治理模式,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协调统一；针对新市民社区秉承自治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应采用自治式服务治理模式,实现自治与服务的协调统一.当前,在经济发达地区,总结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困境的内在机理探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考量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博弈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治理形态嬗变过程中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和地方政府不合作博弈现象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进而提出打破恶性路径依赖和不合作博弈困境的引导性对策。     

地方政府伪创新的机理探究及反伪举措——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考量

追求理性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和追求机会最大化的微观企业无法成为制度创新的理性主体,而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目标和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恰恰契合了上述两者的优点,从而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创新的客体选择。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动态博弈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在创新中因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和与中央政府博弈导致的伪创新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种种反伪举措。     

和谐社会框架下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考量

本文首先在宏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工具分析了我国不和谐社会产生的问题根源,微观上通过逻辑解构推导出和谐社会的五个基本维度,然后引入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并以和谐社会的五个基本维度对其进行考量,发现了其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借鉴之处及启示意义。     

从群体性事件到群体性行动——认知理念转换与治理路径重塑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化利益结构逐步解体,利益多元与利益分化成为现实。利益表达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工具。然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与低效使部分公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弥补,演化为制度外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行动。政府如果放大或仅聚集于制度外群体性行动不当行动方式,必然会形成对群体性行动的消极与负面的认知,进而形成与理念认知一致的"防控——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背离了群体性行动的衍生逻辑,用"现象来解释现象",必然陷入"越维越稳"的"怪圈"之中。要破解这一"怪圈",就必须首先在认知理念层面实现从负面的"事件"到中性的"行动"的转型。认知转换必然也会带来治理方式的重塑,拓展与引导是新治理模式的核心元素。拓展包括利益表达和获取渠道的拓展,而实现群体性行动的有序与理性则是引导一词的要义所在。     

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研究——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执行为例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解决人地矛盾、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在执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过程中生动地演绎了逐利的萌动.根据官僚经济理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行为动机,并存在四种不同的行为博弈模式.为推动博弈模式的转变与优化,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官员“去人格化”塑造；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监督效能；推动信息公开,加强民主监督.     

西方治理理论引入的社会条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学术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政府与市场二分的一种超越,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治理在西方的盛行,必须存在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或者说是载体。因此,在没有对引入治理理论的社会条件加以客观理性分析之前,不要把治理理论当成包治百病的妙方,更不要盲目引入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