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大力实施“五项工程” 打造陕西调解品牌

2022年,陕西省人民调解工作将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动力,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紧围绕"服务全省大局、建设法治陕西"这个主线,大力实施"五项工程",打造陕西调解品牌,不断提升人民调解法治化、规范化、专职化和信息化水平。着力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工程积极与省总工会、妇联、邮政等部门联系沟通,加强新兴行业人民调解组织设立的业务指导,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在各领域实现全覆盖。     

白癜风源流考

“白癜风”这一病名最早见于《补辑肘后方》,晋隋时期，命名为“白癜风”“白癞”“龙舐”“白定”“白癜”。唐宋金元时期，出现“白癜风”“癜风”“白驳”等称谓，并趋于固定。明清时期，除沿用上述名称外，又出现“白驳疯”“白癜疯”“白驳风”“白屑风”等相关病名。历代医家认为白癜风病因病机主要包括六淫侵袭、气血失和、脏腑虚弱；治法以疏风活络、行气活血、益气扶正为主，另有关于外治法、灸法、食疗法应用的记载。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分析和实践完善

目前着力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还面临着认识不清的困境，有必要探究其内在逻辑以明晰其面目。理论依据要解决“为何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因应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深层次的实质法治、国家治理、检察功能、能动检察的动因和需求。制度定位实际是解决“为何能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托行政诉讼监督开展，是行政检察职责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作机制层面的安排。实践完善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实践中已形成类型化的化解模式，还要探索和创新化解范围和方式，以期尽早实现规范化、定型化。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内生动力

正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中,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排在了第一位,并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方向。在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的会议上,省委省政府表示,要坚持稳中求进,科学务实谋划好我省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创河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立足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为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当务之急是要抓好我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省。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民族居住格局研究

民族居住格局是分析和研究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民族居住格局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更事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民族居住格局具有农区的维吾尔族聚居和牧区的柯尔克孜族及塔吉克族聚居的特点。本文通过对克州民族居住格局的总体分析以及各辖区内部及不同辖区之间民族居住格局的对比分析,得出多民族混合居住对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能够为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定罪研究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口袋罪”的嫌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变得尤为复杂。借助基于2010—2019年中级以上法院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建构的定罪模型,可更具有操作性地预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经“危害公共安全”回归模型的预测可知,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不涉嫌适用“口袋罪”;经定罪模型预测,若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或过失,行为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据此,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取决于如何界定罪过形式。隐瞒接触史、症状或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故意不等于危害公共安全之故意,应根据客观方面类型化罪过形式。由于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先判断有无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或过失,进而考虑能否认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无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再考虑评价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由于交叉竞合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大体一致,使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的可能性更大。     

国际刑法中的行为控制理论

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是一个历史性的刑法难题,在共同犯罪事实关系复杂、不同法系特质杂糅的国际刑法中更是如此.对此问题,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起初团伙共同犯罪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团伙共同犯罪理论具有扩张性、主观性的倾向,因此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在此背景下,德国刑法学中主、客观共存,事实性与规范性相融合的行为控制理论被引入国际刑法.作为行为控制理论下位概念的共同正犯理论和组织控制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但是质疑和批判也随之而来.作为共同正犯理论之逻辑前提的正犯、共犯二元区分,以及该理论认定的明确性受到了质疑,并且组织控制理论本身也有过度实质化的不良倾向和逻辑自洽性不足的理论危机.国际刑法共犯理论的建构不能简单照搬国内法中现成理论,而应当注重国际刑法在事实层面和法律规范层面所具有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建构国际刑法共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