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而问与不答之答——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受着一种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支配,只有充分、坚实地证明当下中国法学已经从根本上无力解释和解决中国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或关键问题,才能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邓正来先生并没有有效进行这种证明,无法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就是"无问而问",即便不是一个假问题,在它的提出理路里也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真问题.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给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或"邓正来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但是在他的论述中给出了一个问题解决套路.因种种原因,该问题解决套路的有效性十分可疑.经过邓先生的立论和笔者的驳论,显示出一些对中国法学发展可能有意义的问题.     

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

厘清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与现代刑法的社会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原则性差异是把握风险刑法真义的重要认识起点。风险社会理论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借鉴既有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认清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风险刑法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在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维系社会团结是经由对风险流动的规制而实现的。中国社会的刑法角色呈现出不同类型刑法(前现代刑法、现代刑法、风险刑法)角色功能间的配合、交织、冲突或疏离、断裂等多种复杂情形并存的局面,不同类型刑法之间角色分工的演变最终取决于风险态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