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类推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孙斯坦有关类推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思维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借助于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理论,孙斯坦将类推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推进民主司法的高度,从而更有力地彰显了类推思维在当代司法实践当中的重要性。类推思维是一个迈向民主政治的法治社会应该努力倡导的一种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模式,捍卫法治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类推思维方法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     

从古田会议决议透视毛泽东党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重读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建党原则的重要里程碑。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的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纠正方法都有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党建思想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其中,思想建党是灵魂,制度治党是根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党建思想。严格思想建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想信念支撑;完善制度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规矩制度保障;结合中国实际,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改革创新动力。     

技术性：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

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不断呈现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热点司法个案已开始成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司法风险也在逐渐地呈现.就司法的社会公信力而言,中国司法似乎已经无奈地陷入到了塔西佗陷阱当中.在司法权威的建构上,中国司法迫切地需要在司法的技术性层面不断地努力.虽然司法技术并不构成公正司法的充分条件,但无疑却是必要条件和最低评价标准.对于司法权威而言,技术性乃是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技术性司法权威的建构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来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同.     

简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对法治化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革过程中。社会转型是社会在整体意义上与质的意义上的嬗变。社会转型在各种利益与关系的冲突撞击中追求社会朝法治方向发展 ,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也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从难办案件透视当下中国司法权的运行逻辑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难办案件是由于现代技术型司法权威遭遇到了诸多的困境所造成。为克服这些困境,情理型司法作为一种现实的司法策略,往往被法院和法官普遍性地加以运用。由此,在难办案件当中,面对当事人强烈的权利诉求,"秋菊的困惑"似乎已经戏剧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法官们身上了。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则是,当下中国技术性司法权的运行逻辑,正处于被情理性司法权运行逻辑和政法思维司法权运行逻辑所支配的现状。     

司法技术与司法公信力建构

司法公信力总是以公正司法为最终依托。在追求公正司法的过程中,法院努力通过司法技术积极回应个案在法律层面的精确适用和在社会公正层面的公开说理,则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司法技术是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要件,通过司法技术建构司法公信力是法院应对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和权威性式微的迫切需要,以促成社会在影响性司法个案当中达成司法共识,最终建构司法的公信力和树立司法的权威性。     

捍卫法条主义

在中国语境中,法条主义俨然是一个充满＂贬义＂指称的＂稻草人＂概念,但这一指称概念是由反法条主义在一种＂自我想象性＂的立场上＂型塑＂出来的。在西方,人们在对待法条主义的＂是＂与＂非＂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任何＂共识性＂的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尽管人们都在极力地批判法条主义,但这种处于＂穷途末路＂的法条主义却是需要我们予以坚决捍卫的。法条主义所处的＂穷途末路＂困境恰恰说明了中国法律学研究的贫困,努力推进对中国＂法条＂的法律学研究是中国法条主义肩负的社会责任。     

论和谐社会建构中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法治就是法律主治.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初级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要求倡导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法律解释的权威根源于法律文本自身,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就是强调司法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严格贯彻,这需要我们重视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方法优先性的元规则.严格法治主义的这一法律解释立场需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元规则是需要我们倡导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这也是实现司法方法科学化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     

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必须以法律文本的含义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过度解释.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表现在法律解释的姿态上就是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     

裁判理性与司法权威

纠纷解决是法院所承担的核心社会职能。在纠纷解决当中,裁判理性是司法裁判理性化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内在动力,需要在权衡各种复杂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同时,裁判理性的展开总是面临着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和反思,并集中在“落实规则治理和审判裁量”之间的调适状态中。在裁判理性的具体展开中,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关涉裁量正义的最终实现。人类理性化的发展是不可抑制的,而司法的技术权威是司法权威建构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