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综合型犯罪预防学说

<正> 在中国古代犯罪学说史上,先秦儒家和法家对犯罪问题的探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的犯罪学说的旨趣却大有不同。法家的重点和特点是讲惩罚犯罪,讲有罪必罚,而且是轻罪重罚,搞重刑主义;儒家则重在预防犯罪、控制犯罪、消弭犯罪。在封建剥削制度下,预防和控制犯罪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儒家的预防犯罪理论往往脱离社会实际而流于空疏。但从其理论意义上言之,却是儒家学说中含有较多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精华的部分,对后人富有启迪,于今世亦不无借鉴作用。本文主要讨论先秦后期儒家大师——荀况的犯罪预防学说。     

我院馆藏两种稀见清代法律抄本的初步研究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新发现两种稀见的清代法律图书抄本,一种为《大清律续纂条例》(乾隆八年本),另一种暂定名为《例编》。《大清律续纂条例》共五十五条,主要采乾隆五、六、七年成例修定,是清王朝于乾隆五年颁行《大清律例》后的第一次修律成果,其中如“教唆词理”、“知情藏匿罪人”等条立法都有新的发展。《例编》编辑乾隆五年至乾隆九年定例为主,与差不多同期编定的《定例续编》相比,自有特色和长处,其中关于外商带米来中国减免税收、《捐赎条例》等定例及抄本主人的七十多个注释,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这两部书的内容对进一步具体了解清代据成例而修例的修律制度极有帮助。从两部抄本中不但可以获得有关清代立法、司法方面的稀见原始资料,而且其所包容的关于康乾盛世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也殊属难得。     

毛泽东的“人治”观新义

毛泽东的讲话中,就“人治”,“法治”问题讲话讲得最多的要数1958年8月21日下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讲话流传的版本不尽相同,意思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治比法治好。他说: “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于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     

儒家伦理法批判

<正> 1981年,我们提出儒家法思想是“伦理的法思想”。后来在《孔子的法律思想》中,我们对儒家伦理法作了一定的阐述。我们的抛砖引玉收到较好的回应,学术界的师友们有批评质疑的,也有赞同并进一步作论证的。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在介绍大陆孔子研究中,已注意到了我们关于儒家伦理法     

法学学刍议

近来,法学界热烈讨论着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问题。这无疑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可惜在现有的法学学科中它却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最多只能在宽宏大量的法理学门廊内暂寄篱下。应当给它建造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家——法学学。我们知道,哲学有哲学学,史学有史学学,科学有科学学。它们都是研究本门学科体系的学问,法学之有法学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孔子的司法道德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在法律思想方面,他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这种礼治,无疑是一种人治主义的法学理论,其整个体系和一系列原则都是封建主义的,但这样说,并不排斥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颗粒。孔子关于司法道德的论述就含有这种颗粒。孔子的司法道德论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关于“治人”的主张。按照孔子的设计,“治人”,是“仁以为己任”(《论语》),有高尚道德,能公平执法,把国家治理好的人。这种“治人”所应具备的司法道德,主要是:     

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的影响

<正> 中国和日本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往的历史久远悠长,许多故事流传至今,感人肺腑。法律的交往是这种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日两国学者有论及此者均谓: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存在着深刻的影响。较早的如日本老一辈法制史学者穗积陈重博士写道:“日本法律属于中国法系盖一千六百年矣。虽自大化改革以后经历极多巨大之变化,而日本法制之基础仍属于中国之道德哲学与崇拜祖宗之习惯及封建制度。”已故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学者     

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论之再研究

在《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中，黄宗羲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把黄氏的这一观点说成是“法治理论”，而且是“民主主义的法治理论”，是时下常见诸论著和教材的一种看法。     

试论儒家之法的精神

<正> 问题的缘起如果说,西方法学史上有一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法的精神的话,那就是自然法了。那末,自然法是不是古老的中国法的精神呢?自本世纪初中国创建近代法学史至今,可以说,大多数法史学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在我国,中国古代法属自然法的最早提出者是学界巨子梁启超。他在1904年写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十分肯定地说,儒家的法理学是“自然法”。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出版于1934年,其中写道:“中国法制近于自然法或正义法”。陈是中国近代法史的的开山者之一,他的观点,在法史学界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酌古准今 镕铸东西 评沈家本修律

<正> 1913年沈家本逝世时,北京法学界、法司机关,他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纷纷致辞祭悼,缅怀一代法学泰斗的功绩,称其“修订法典,镕铸东西”,“任支那法系于一身合周汉唐元明以迄清朝酌古准今……识世界大同之主义参英美法德日而成新律治内安外……”①。沈家本所订新律并未施行,“治内安外”当然无从说起。然就其修贡献和法学研究成就而言,“酌古准今”、“镕铸东西”,确为盖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