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民主之变异与应对——以上海金山区立新村为例

从理论上农村基层民主是与自治相联系的,这区别于宏观上的国家民主。通过上海市立新村村民的民主冷漠分析,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当国家逐步取代农村自身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后,农村自治的基础被消解,基层民主的开展也就变成了形式主义的表现。要确立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质意义,农村自治应当从私法自治向公法自治转变。而现行宪法第111条应当成为赋予乡村以自治权的宪法根据,同时法律也应当以自治事项和委任事项为区分,明确国家权力与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人民调解的现在和未来——现代城市社会结构中人民调解之功能调适

一、中国传统民间调解的过去(一)民间调解在传统中国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反映,即在礼治秩序下乡土社会以内生性的社会模式来解决冲突和纠纷,①尽量避免诉诸官府。在此基础上,大量的社会纠纷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得到解决。到了革命根据地时期,民间调解依然是一项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略论“核心劳工标准”与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文本之关系

"核心劳工标准"中所确立的权利和原则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要实现"核心劳工标准"必须借助我国宪法中的权利内容.由于"核心劳工标准"效力的层次性,其与我国宪法的关系也是参差对应的.宪法在实现"核心劳工标准"时只有使之权利内涵与效力等级相对应,才能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中实现"核心劳工标准".     

创建立体式服务民生网络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党委以为民、便民、利民为出发点，在改善民生，服务民生上下功夫。     

大山里的“义工队”

一面“义工队”的大旗在山亭区北庄镇轶山村高高举起。这是该村由党员带头自发成立的一支义工队伍，也是枣庄市第一支农民“义工队”：自今年初成立以来，他们先后修复了泥泞不堪的村路．主动捐款捐物为困难户铺上自来水管道，修缮民房和小学院墙……为村里和困难户解决了实际困难。     

论给付之诉的类型化——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实务思考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行政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的被诉行政行为分类入手,厘清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与行政不作为属于交叉概念,进而通过分析目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审理方式和审理标准,阐明以撤销之诉为导向的审理方式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予以充分的救济,也难以体现诉讼的经济性。通过规范分析和理论比较,本文认为针对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构件行政诉讼中的给付之诉,基于原告之诉请、原告与所申请事项之利害关系、未履行职责之内容这三项要件,辅以履行判决,才能实现中立、经济的诉讼方式和服务行政的要求。     

马来西亚的反毒品运动

马来西亚的反毒品运动葛翔里马来西亚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国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所面临的危险，因为马来西亚与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处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相邻，而那儿正好是许多毒品，如海洛因等的发源地。也正因为如此，贩毒者把马来西亚看成是他们眼中的一块肥...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进路--从诉讼标的理论出发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理论多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标的，但“行政行为标的论”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无法涵盖不同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法》修订后也无法解释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这一特殊情形。从“二分肢说”出发，复议机关共同被告案件中诉讼标的具有单一性，即当事人认为原行政行为与复议维持决定所形成的共同法律效果违法并侵害其权益，而向法院提出权利救济的主张和相应的事实理由。就诉讼结构而言，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不属于诉的客观合并，而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复议决定实质性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具有治愈性，法院对实体合法性审查的侧重点在于复议决定改变的法律前提与原行政行为的法律结果能否构成一个具备整体合法性的逻辑闭环。在复议决定确认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案件中，以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共同被告似乎更为符合行政诉讼制度修订后的本意。     

从“协会骚扰”看我国结社权的内涵重构

结社自由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中的结社权既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又具有社会经济权利属性.由此结社可以分为公共性结社和私人结社,对于公共性结社,团体的设立自由和个体参与社团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我国目前出现的"协会骚扰",正是由于现行规范对结社自由的行政管制过多,并且对"公共结社"与"私人结社"不加以区别,使得公民结社自由难以完全实现.     

论作为经济基本权的罢工自由及其实现——"东航"事件的宪法之维

东航事件其本质是劳动者行使罢工权利的表现,罢工自由之所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基于对宪法上财产自由或契约自由的一种制约。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罢工自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所确立,借助宪法第33条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成为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公民行使罢工权利的过程中,国家负有消极的不干预义务和协调劳资关系的积极义务,而公民本身也受到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界限制约。现有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加剧罢工行为的发生,而罢工权利真正使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则必须依赖于劳工结社权的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