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的能与不能:从"麦迪逊式困境"的重新解读及其解决说起

美国制宪者关于"麦迪逊式困境"所涉及的两个不同原则(即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之间相互抵牾的态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既不相信多数,又不信任少数",而应当被解读为"既依靠多数,又怀疑多数"。此即"麦迪逊式困境"的重新解读,其思想意识根源就在于洛克式自然法理论遭遇了美国制宪者立宪的现实主义观。这种困境的解决,最终是由民主过程与司法过程共同予以完成的,仅凭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无法消解多数与少数之颉颃态势。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     

风险治理视域的现代城市疫情防控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风险治理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所在,是城市风险治理取得实效。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典型的现代化风险,对我国城市风险防控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城市疫情防控的根本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此前提下,构建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导向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城市疫情整体性防控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面对21世纪“新战国时代”的诸多挑战,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是各国首要的政治主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法家思想文化的支撑.法家思想中“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和“禁胜于身、立公弃私”的权力制约观等合理内核,能够助推“四个全面”这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先秦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绝不是未经批判地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结构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观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应当是对先秦法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进而实现三个转换,即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转换为现代政治的“强民”;由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转换为现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宪护法;由先秦法家的“天道”转换为现代政治的人权.     

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维护——论《立法法》与《监督法》的制度价值与不足

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减少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有明确行为预期,从而消解不确定性对社会合作的阻滞作用。《立法法》和《监督法》的法益目标正是通过确立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变更原则,法律体系内部统一性原则,以及法律制度建构与法律制度运行的协调一致性原则,来建构并维护法律制度的稳定性。然而,在违宪审查机制、一般法律的实施监督机制和对于公民个人的监督权和异议权的保障三个方面,仍然存在显见的制度漏洞,直接影响着我国法律制度整体的相对确定性以及人们形成稳定心理预期所必需的对法律制度的信服。     

刘少奇法律思想探究

刘少奇同志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法律思想。他关于民主宪政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超前思考与探索,对当前我国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拉德布鲁赫公式的限度与法官的统治

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提出,旨在调和法的安定性和道德性在现实法律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二律背反。然而,由于它所包含的两个以“正义”为基本范畴而建构的次级公式——“不可忍受性公式”和“否认性公式”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拉德布鲁赫公式本身难以有效消解法律理念的二律背反现象。该公式的法律意义仅只是在重新定位相对主义法学理念的同时,授予法官更大的解释权,从而强化法官统治在法治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     

选贤举能、良法之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理论视域中的贿选及其规制

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其核心就是“良法善治”.选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中的前提,要件中的要件.然而,“辽宁贿选案反”映出,贿选不仅冲击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妨碍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消解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最终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为了有效规制贿选,应当推进制度建构,其中包括:选举过程中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法家的重刑主义惩治贿选,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     

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