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缺损的政治制度解释

本文将主要回答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内实现福利国家的建制。当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较早地逐步建构起现代福利国家,并逐步实现了福利公民身份的时候,美国却迟迟未能建立起福利国家建制。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其原因归纳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福利供给的物质替代与价值替代、国家相对自主性不足与国家能力缺失、州际商业竞争的"反向激励"等方面。但是,这些因素的解释要么比较薄弱,要么比较模糊,要么只是中间变量,而难以从深层次的结构与体制层面加以解释。本文将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缺损的原因归纳为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的阻碍,主要体现在州际关系与联邦—州关系的阻碍、美国联邦政府的多重分权制衡体制、政党结构与多元民主体制的限制等方面。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即工人阶级内部多元分割而导致的分裂、中产阶级的保守化等结构性原因。所以,本文基本的结论是:美国早熟或者相对发达的宪政民主体制阻碍了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的实现。     

剧变之后是转型——苏东欧剧变20年后的思考

在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苏东剧变无疑是若干冲击巨大、影响深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剧变发生后,即有"历史终结"论者论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告一段落,当今世界已是自由民主一统天下之时。时过境迁,二十年后,如今的苏东国家转型境况如何?人们如何认知和评判?苏东剧变二十年的历史变迁在我们的认知与实践体系中地位如何,留有哪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大致按照上述思路略作梳理:     

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自治的制度的研究多偏向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借鉴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诸多概念与理论,试图加深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在城市起源问题上,本文努力将城市自治制度起源与城市起源两者区分开来,从制度分析中的结构与行动者两方面探寻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制度的生成：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城市与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重要的制度遗产,加上封建时代的权力分散结构为城市自治制度的诉求提供了结构性优势。而城市商人主导的市民阶层在行动中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优势,在与领主的博弈中不断斗争,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城市特许状为核心制度架构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而在城市自治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内外权力结构变化,国王与领主的权力逐步通过新的方式渗透到城市治理结构当中去,社会分层导致城市权贵主导的大家族或行会逐步垄断经济与政治管理权力,主导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闭的寡头统治,以至于触发后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底层市民的暴动。这样的自治蜕变犹如政体腐化一样,也呈现出别样的趋向性。     

从社区治理到公民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逻辑

本文界定了公民治理的核心概念,以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自治理论等为基础,用六个分析指标分析了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情况,提出了公民治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只要能够克服一些局限性,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向就是公民治理模式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论要

亚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是对当时古希腊诸多城邦政治实践的理论回应。其公民自治的含义就是具有公民身份的城邦公民"轮番为治"。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公民自治的主体是所有具有公民资格的公民;客体是城邦公共事务;实践平台是公民城邦共同体;实践方式是直接民主。而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的实现必然要面临以下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公民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财富与实力;公民自治对公民能力与公民教育的要求;公民自治所需的制度框架与公民精神基础;如何平衡公民自治与法治的张力。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思想也遗留下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小国寡民导致"阶级立法"使得公民自治面临持续的冲击;人治与法治的张力;囿于城邦政治单一的公民自治结构;过分强调公民能力,而造成其与公民自治体制的张力。     

对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的理性分析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现象。尽管劳动力转移或回流涉及到很多可变的因素，但总体上看与经济现象有极大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一现象，国家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统筹考虑，地区应因地制宜做出适合本地发展实际的政策安排，与地区经济建设、城市化发展协调推进。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理论分析

阻碍中国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发展的因素层层叠加形成“合力”，导致中国一直缺乏法治传统资源。党的领导人、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建设、中国共产党变革需要等一致推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意义，特别注重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正面影响。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限度，包括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其正面影响发挥的限度。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理性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人数很多,已经足够引起政府、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回流现象有一个通盘的考察和分析。单凭现象分析,往往流于表面,我们需要通盘考虑中国的整体经济社会形势,特别是结合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与乡村建设实践来考察劳动力转移与回流。总体上分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基于理性的经济效益分析。为了发挥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积极效应,降低其消极效应,我们应该在国家层面的总体统筹的基础上做到地方层面的因地制宜,并且积极发挥农村劳动力输出地方政府的政策作为,发挥好回流劳动力在农业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小城镇发展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