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用俊:29年筑一道安全防线

正在水城县,花戛乡算得上是偏远乡镇之一。从县城到乡里,要在蜿蜒盘旋的公路上颠簸近3个小时。自1989年9月参加工作至今,水城县公安局花戛派出所民警邓用俊已坚守花戛29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警察、一名党员的诤诤誓言:做老百姓忠实的"守护者"。"花戛乡有18个行政村,我最多时联系了11个村的工作。最远的村离派出所有50多公里,去一次要花一整天的时间。"邓用俊说,2006年以前,走村串寨基本靠走,每年要穿烂     

“苦甲天下”之地的蝶变

正赫章县是深度贫困县,河镇乡是极贫乡镇,位于"贫困中的贫困"的海雀村曾经有着"苦甲天下"之称。缺水,缺电,没有公路。土地零星破碎,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占90%,森林覆盖率不到5%,传统种植难以让老百姓维持生计。在老支书文朝荣的带领下,海雀村坚持种树保土、科技兴村,积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你看,右侧山坡上的华山松就是老支书文朝荣当年带领群众种下     

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轻罪立法时代无证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刑法定性——基于建构性刑法解释的展开

司法中关于无证经营成品油行为的认定，有基于成品油许可和基于危险化学品许可两种成立非法经营罪的思路。在2019年国务院放开成品油市场准入与2020年商务部废止《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之后，法院沿用这两种思路作出裁判，均存在相应的论证缺陷，这也是“口袋罪”在司法中被滥用的一个例证。司法机关青睐“口袋罪”，是由于此前刑事立法滞后、规范选择逼仄，而轻罪立法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在《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危险作业罪之后，司法应及时调整原有论证思路和裁判结论，根据运输、仓储等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是否“具有现实危险”等具体情形，分别适用危险驾驶罪和危险作业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危险物品肇事罪，以实现案件的妥当处罚。应当倡导一种建立在充分尊重立法基础上的建构性刑法解释，这是刑法解释论在立法活性化时代的新常态。     

危险现实化与结果归属

危险现实化理论虽借鉴了客观归责论中危险实现的部分观点与方法，但其理论构造、方法论、体系定位与判断思路，都不同于客观归责论关于结果归属的判断范式。相对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而言，危险现实化致力于通过类型化解决相当性标准不确定性的问题，通过引入“危险”概念补强规范判断不足的问题，通过一体判断解决因果关系认定分成事实联系与规范限定两个阶段的问题，但它在引起结果的相当性与因果流程通常性这两个理论支点上并未有全新的突破，原本相当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不清的问题亦转化为危险实现标准模糊、介入因素异常性的判断标准不明等问题。危险现实化理论需要体系性思考其客观事实判断的立场、因果关系的应然体系定位与个案妥当处理中规范判断的实然需求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中国因果关系理论进一步转型需要考虑的基础命题。     

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困境和规范解释路径——基于司法实务的分析立场

非法经营罪司法适用的急剧扩张引发了当下的实务困境,尤其是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堵截条款的“口袋罪化”更一再突破刑法的底线.困境映射了当前司法认知的混乱和基本立场的偏离,突破困境,路径上需要立足刑法基本立场,遵循罪行法定原则、刑法谦抑原则和体系解释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慎重控制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刑事司法政策,规范解释非法经营罪.     

权利恢复理论“度”的考量：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的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基于对犯罪的科学认识，是充分认识到刑法的功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政治理念的呼应，这三方面都与权利恢复制度具有相通之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我国具体适用权利恢复制度进行“度”的考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