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客观义务与司法伦理建设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伦理的核心内容。实践中，检察伦理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和个案处理不公，而且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形成很大障碍。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义务，从客观义务伦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状况来建设检察机关伦理道德，并重点关注正义精神、公平意识、公益之心、法治信仰和诚信伦理。同时，还要认真研究检察官伦理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即尊重现实人性，固守“底线伦理”；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引导伦理”；重在制度建设，生成“规制伦理”；协调矛盾冲突，确立“至上伦理”。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的运行状况及改进建议

当前,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的运行状况不尽如人意。从工作现状看,存在机构设置不统一、技术人员数量不足、审查业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从运行机制看,存在审查启动主观性较强、审查方式方法多样性与类型化不足等方面问题。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兼具技术协助和技术监督双重功能,审查权是检察权的附属权能。完善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需明确审查的范围与重点,合理设置审查的启动与实施程序,建立类型化的审查方式,完善审查的质量控制标准,进一步发挥审查意见的诉讼功用等。同时,从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及业务建设等方面为其运行提供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

新刑诉法实施半年,执行状况总体上应予肯定。但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如加强权利保障,使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更为凸出;在非法证据排除、辩护权保障与辩审关系、强制措施应用、证人出庭及书面证言使用、庭前会议程序、行政执法证据应用等问题上,也存在有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诉讼效率有待提高,特别程序的立法精神和规范也需要进一步贯彻。为进一步贯彻刑事诉讼法,改善法律实施状况,需要强化法治思维,采取有效措施;要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中的难题,改善执法状况;要继续转变执法方式和办案机制;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实施监督。还应当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为刑事诉讼法有效实施和良性运作创造基本条件。     

理性对待检察改革

近年来的检察改革,在中央的方针指引、整体安排、有力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及检察机关自身的积极努力之下,突破长期以来聚议纷纷、徘徊不前的局面,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呈现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扎实有序、成效明显"的良好局面。在司法改革及检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的阶段,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既定部署,以加强法律监督为中心,     

念斌被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问题法理研判

我国刑事侦查实行“程序性侦查发动配合强制侦查的授权原则”,立案与确定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程序意义。只有在发现能够证明原判“确有错误”,从而“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时,才能将受无罪宣告者再次确定为嫌疑人。而从现有情况判断,念斌被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缺乏达到法律要求的新证据。因此对其再度立案缺乏法律依据,且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冲击裁判既判力和审判权威。立案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检察机关亦应实施法律监督。由此案反思,应当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及确定犯罪嫌疑人程序;完善既判力法则,有条件地确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还应当完善司法监督和司法救济制度。     

重建司法伦理

温家宝总理最近针对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前不久也指出:"三聚氰胺等社会事件的发生,与道德水平日趋低落、礼义意识逐渐消失     

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姚建龙(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关于未成年人司法或少年司法的观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观念认为少年和成年人没有区别,比如我国1984年以前的刑事司法制度;第二阶段的观念认为少年是缩小的成年人,这是我们现在的观念,例如刑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比照成年人从轻或者减轻,就是把少年当成缩小的成年人;第三阶段的观念认为少年是与成年人本质不同的独立个体,体现为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二元论,这是     

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是否违法

我国现行刑诉法第 4 3条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据此 ,高法、高检、公安部对取证方法均有同样规定 ,两高司法解释还明确禁止以此类方法作为定案证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 6 1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禁止非法取证 ,是维护法制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 ;而禁止使用非法人证定案 ,则是使这一原则成为可操作的规范从而具有实效性的重要举措。①…     

论刑事审判中对书面证言的运用

书面证言,是指证人庭前对侦查、检察、审判和辩护人员所作的证言笔录及亲笔证词。书面证言如何运用,是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突出反映了法理和现实的冲突,显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的一种尴尬:一方面,普遍认同的直接言词原则不允许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造成证人不出庭又使所谓"书证中心"主义成为现实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