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检视跨界污染损害责任制度

跨界污染对一国之周边相邻国家和区域乃至全球环境会造成严重危害,产生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以此次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视角,凸现了现行立法对跨界污染损害责任制度存在的诸多缺欠和不足。本文提出:应科学界定跨界污染损害概念,导入严格责任,确立国家责任的特点、适用范围、主体和形式。完善相关的预防和赔偿机制是各国间处理跨界污染事件的有效途径,以期实现全球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治理。     

祛魅与赋值:德国调解制度的路径选择与反思

德国调解立法所呈现出来的迂回或者出路,带有明显的韦伯话语中的"祛魅"色彩,它科学地把握了调解的逻辑架构,较好地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新调解法对调解员、调解程序和解法官等以精细化的法律规定,使调解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符码化,其运作也日趋规范化,并为市民社会所接纳和包容。在我国和谐司法建设中,应该以德国的新调解法为学习范本,还原调解真实的合理性面相,在功能目标定位上,凸显出回应型法中的协商和调整精神底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德性回归;也应该适时推广和完善法院外调解机制,为专业人员实施调解拓展空间,完善相关调解程序,以此提高调解效率;还应借鉴德国的和解法官模式,有效地实现诉调对接。     

市场经济与法治伦理的契合:商法伦理机制论纲

法治和伦理是共同承托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互相依存、彼此渗透的巨轮.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法律规范总和的商法.不但具有强烈的技术性特点,而且同时也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性特质.频繁发生的商业欺诈行为和愈演愈烈的商业失信行为,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既往的商事立法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过分偏重技术性规范并非是完善我国商法制度的唯一途径.我国未来商法制度的构建,不但要考虑通过强化法律规范设计的合理性从而提高商法制度的竞争力,而且还必须充分关注商法制度所赖以建构和运行的伦理基础.只有将商法的技术性规范和商法伦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奠定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基石.     

知识产权垄断性检讨

知识产权的"公地悲剧"将导致知识产品为社会所公有,而创新激励无从谈起,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反公地悲剧"则由于产权太过分散,而使交易成本激增,技术合作难以达成,知识无法实现共享。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市场是不相关联的,它仅仅作为一种能力的描述状态罢了,拥有知识产权不等同于知识产权垄断,但其行使确实可能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构成危害,进而遭致反垄断法规制。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本文简单分析了在国际法框架下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各个主要方面的影响,进而提出应对策略。     

论反垄断法中知识产权相关市场界定的产品维度

知识产权相关市场的产品维度界定．关乎反垄断执法范围问题。并影响企业的后续创新活动。在认定知识产品需求替代指标时．应着眼于知识产品的物理特性及其相关用途，知识产品价格的差异。消费者的不同偏好，需求交叉弹性．初始知识产品的选择，以及涉案企业所经营之知识产品是一元或者多元等考量因素。而在评估知识产品供给替代指标时．应关注知识产品生产者之转产能力与所需时间．相关竞争者生产之知识产品数量大小等衡量尺度。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须着力把握官兵接受度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的过程，重在教育，贵在实践，准确把握官兵的接受度，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     

人体活体器官捐献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应对

当前我国人体活体器官捐献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突显出以下问题：活体器官捐献人范围过窄且缺乏适当补偿机制、器官交叉移植合法性仍未得到法律明确认可以及人体活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主体不明等。基于活体器官捐献人自主意愿，为拓宽人体活体器官捐献渠道、保障受捐人生命健康权益，应当适度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人范围，结合公平原则与道德风险防范理念，给予活体器官捐献人适当经济性或权益性补偿，同时明确赋予并合理设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对活体器官捐献的管理职责。     

公共卫生法治的自反性现代化境遇与因应

自反性现代化认知框架下，公共卫生法治的变革是由演进中的风险社会这一宏大话语或叙事主导的。中国式自反性现代化独具的多重自反性，造就了公共卫生风险的结构性悖反、时空远距化、主观建构性等特质。对公共卫生法治的解构与建构应秉持追求生存安全性和社会控制的价值理念，倡导通过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高效防控。具体的实现进路是：首先基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考量，从公共卫生法治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绩效，建立科学高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统一的网格状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其次要打造安全型政府，强化激励性规制机制的效用，并合理平衡应急状态下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坚决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后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熔铸公共卫生安全的复合治理机制，凸显公共卫生风险文化建设和国际合作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