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争议的概念：理解强奸的一种进路

近年来围绕强奸概念展开的争论,绝非简单的术语之争,而是道德发展过程的一种动态展示,具有重要的(法律或道德)规范性意义。通过诉诸传统理解,或以技术性原因为由排斥现代女性主义强奸理解的观点,本质上是在通过概念界定压制道德发展。强奸应被视为一种"本质上争议的概念",如此理解,则女性主义对强奸的重新解读或是渗透性界定,以及由此导致的强奸范畴的扩展,就是一种合理的道德或法律发展过程。将强奸视为"本质上争议的概念",意味着关于强奸的公共讨论必须保持开放性,同时也不会导致"任何界定都是可接受的"这种相对主义结论,借助一定的标准,就能够将强奸争论框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法治与信任

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决定了其信任体系以基于人格的特殊信任为特征,因此难以适应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导致信任体系的断层,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信任困境。法治秩序对于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普遍信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制系统以及法治秩序可以创造出更固定的、可持续的、易转换的、可拓展的普遍信任,以弥补传统信任体系失效造成的空白。法治秩序与社会信任体系是一种相互促进、共生共存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发展,普遍的社会主义信任体系也将建立和完善,我们面临的信任危机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     

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上世纪七十年代各国开始的“治道变革”,可视为转变与重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一种努力。新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特征在于权力的分散与多中心化,政府不再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唯一权威,市场与社会自身的力量受到重视。总之,新的秩序强调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不同实现形式之间的相互合作与补充。     

一种经验主义权力观——达尔权力理论初探

虽然权力研究的历史可以媲美任何自诩古老的理论,但真正系统、经验的权力研究和争论仅仅肇始于20世纪中期,而20世纪达尔的经验主义的权力观作为其多元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影响尤其深远。达尔的经验主义权力观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以休谟经验主义因果观念为基础的权力概念界定;决策行为的量化分析和可能性的权力测量方案;明确区分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运作,排斥借由预测反应机制实现的影响力形式。在社会权力格局日趋复杂和多元化的今天,重新回顾达尔的经验主义权力观,有助于设计适合于中国自身的权力测量方案,以获取社会权力分布状况的准确数据,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实证的数据资料。     

社会治理创新的反思理性合同模式——兼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

进入新世纪后,征募社会资源参与公共管理已成为党和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策略.作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合作的基本形式,合同亦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权力运作工具,我国近年来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就是这一趋势的制度成果.征募社会资源参与公共管理的最大难题是克服社会主体内部理性最大化的桎梏,并实现社会自治和公共责任的平衡.德国学者图依布纳所倡导的反思理性法以其程序导向的策略和追求"受规制的自治"的制度特征,为我们克服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而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也为我们思考反思理性与合同治理的制度性结合提供了最佳机会.     

新世纪中国语言权研究——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语言权作为法律语言学与人权研究共同关注的新课题,在步入新世纪之后,开始进入中国法学界的视野,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语言权问题尚未受到主流法学家的重视,也并未形成系统、有规模的研究态势,但是,在经历了人云亦云的短暂繁荣后,目前已经有研究热情迅速消退的迹象。因此,时下很有必要对语言权研究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分析。总结成果、展望未来,并借世界法哲学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契机,以重塑对语言权研究的热情与信心。     

论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法律界定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必要与可能的前提性条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其内容与具体表现形态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很难给其下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但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已给我们的立法、司法、行政实践带来了麻烦,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对现代文明社会之公共利益的共同特征进行原则性的框定,以期通过“证伪”的方式达到明确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与表现形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