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程序机制

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程序保障,不仅仅是对现有程序的技术性修补,更是涉及整个制度设计思路的改变。     

从却伯对伊利的批判看“反多数难题”中的程序思维

"反多数难题"是美国宪法学中聚讼纷纭的经典议题,其中有两条重要的线索,即以伊利的"代议增强论"为代表的"程序宪法"论和以却伯的"看不见的宪法"为代表的"高级法论",前者是程序思维的体现,后者是实质思维的体现;而在两者分歧中则展现了这两种法律思维彼此之间的张力。虽然"反多数难题"是美国宪政中的一个独有难题,但其中的程序思维和实质思维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命题,却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在法科生与民进党之间——对民进党高层的法社会学考察

在民进党高层人员和公众性人物中,相当一部分具有法科教育背景。民进党与法科生的结合,既是台湾逐渐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然结果,也有岛内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台工作的法理攻防能力。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在对台工作中更加重视发挥法学家的作用。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