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叶大妈的“精神问题”

<正>一个70岁的农村大妈,9年来不断上访,被视为"精神病"。不过,她并非只反映公权部门的问题,还将丈夫"外遇"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政府。其背后,是当今部分群众对政府"全知全能"的想象,也折射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些弊端。湖南常德人朱莉叶,现年70岁,2004年第一次上访,持续至今。作者驻村调查1月发现,在乡村语境中,她还是一名"精神病人"。但目前,没有权威渠道给出她是"精神病人"的医学证明。     

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兼与景军先生等商榷

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然而,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上运行。分析指出,决定这种复杂形貌的因素并非农村女性的迁移所导致,而是由于代际关系变动与离婚加速兴起所造成。其背后更为深刻的机制则表明,当前农村自杀率的复杂变化是现代性持续地侵蚀农村的产物。     

农地确权确地：实践及其出路 ——基于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思考

因农业税费高，1997年的二轮延包政策在湖北省部分地区落实得并不理想。大量农户为躲避高额农业税费而选择抛荒外出从而使得农地权属变得混乱。2004年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实践又因为此前的税费改革与其后的取消农业税使得政策落实同样并不理想，并因此而形成了第一次农地纠纷高潮以及系列后果。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失业农民工返乡需要土地耕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地纠纷高潮。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涉农补贴、粮食价格以及因年龄而自然返乡的压力使得第三次农地纠纷高潮开始出现。重新调整农村各群体的利益并使之尽量达致平衡是解决当前农地纠纷的根本出路。     

关于农民土地权益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对国家农村土地调整政策在当前农村实践实际情况的考察,发现这一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群体,一是人少地多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群体成了不调整土地的既得利益者.二是人多地少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群体则成了不调整土地的受损者.此外在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下,还有一部分在农村拥有土地却又已经脱离了土地生产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群体也是当前农地政策的受益者.而取消农业税和其后的后续惠农政策则在客观上进一步固化了第一类和第三类农民群体的利益,弱化了第二类农民群体的利益.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

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和人们的死亡观念是理解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键因素。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及两者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双重失衡状态,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走上自杀之路。人们相信死后还有一个存在的世界,并认为在死后的这个世界中,能够看到对造成她们自杀死亡者的惩罚,因而,自杀成为已婚青年女性寻求救助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大因素背后,更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推动了自杀的产生。社会实践现场中自杀后的一系列表达是构成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自杀死亡后进行想象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实践的上演与习练,会通过女性意念的投射与模化映置到未来的自杀实践中。     

农村确权确地引发的矛盾及解决策略——以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经验为例

因农业税费高企,1997年的二轮延包政策在湖北省的部分地区落实并不理想。大量农户为躲避高额农业税费而选择抛荒外出从而使得农地权属变得混乱。2004年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实践又因为此前的税费改革与其后的取消农业税使得政策落实同样并不理想,并因此而形成了第一次农地纠纷高潮以及系列后果。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失业农民工返乡需要土地耕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地纠纷高潮。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涉农补贴、粮食价格以及因年龄而自然返乡的压力使得第三次农地纠纷高潮开始出现。重新调整农村各群体的利益并使之尽量达致平衡是解决当前农地纠纷的根本出路。     

结构规约型动员——农民集体行动动员机制的一个解释框架

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即底层学派所形成的底层视角，精英动员的视角，草根动员的视角。提出结构规约型动员的概念，用以分析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是受以上研究视角启发的结果。与已有研究中的三种动员机制视角特别是草根动员机制视角有所不同的是，草根行动者在具体的动员过程中，既要伪装成充当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又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两面性不仅仅是由草根行动者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同时还受发生农民集体行动的所在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制约，后者的作用在集体行动如何动员和如何持续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

对农村夫妻关系的变动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理解。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与伦理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开始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一部自杀社会学研究的“百科”全书——评《自杀研究》

早在1997年时,国内医学领域的何兆雄先生出版了《自杀病学》一书1,该书堪称医学领域自杀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可与之相媲美的是,时隔16年后,国内社会学领域的李建军先生出版了其鸿篇巨著《自杀研究》2,全书63万余字,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堪称自杀社会学领域的百科全书。《自杀研究》共10章,内容涉及:序章;自杀行为的历史;自杀问题的相关研究概述;自杀率、自杀手段、自杀时空研究;中国     

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

当农地产权过于模糊时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当农地产权过于清晰时又容易导致反公地悲剧。明晰产权的私有化路径这一西方经验在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也陷入了反公地悲剧的困境。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正在重复西方困境的老路,农村公共福利供给中由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的困境正在中国农村不断上演。实现由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向公地喜剧的跳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加强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所建立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使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的每一级都能继续发挥作用,使统分结合的统的组织保障能够实质性地运转,使农户对村社集体的责任在被取消后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再次生发出来并继续维系。唯如此,方能实现正常、高效且低成本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