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厦门特大走私案

纵观整个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涉及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其中20余名厅级领导干部,可以说都无不始于生活作风的腐化、堕落。杨前线,原为厦门海关关长,在结     

论教唆犯未遂的范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犯的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犯未遂的范围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     

论为他人提供“翻墙”工具行为的定性

出于对互联网的管控需求,我国通过技术手段屏蔽了部分境外网站。但是,网民对境外网站的访问需求是客观存在,人们会尝试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封锁,这些行为俗称为"翻墙"。"翻墙"的实现需要技术及资金支持,所以互联网长期存在提供"翻墙"软件工具以谋取利润行为。司法实践一直将其提供"翻墙"工具的行为定性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但是,"翻墙"工具的技术原理是通过设立虚拟专用网的方式绕过我国网络监管部门的技术封锁,并未对计算机信息安全造成破坏,不宜定为计算机犯罪。但是,该行为实际是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电信业务的行为,是对市场准入秩序的破坏,与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与其构成要件更加接近。     

论间接正犯的着手

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他人作为工具实施犯罪的情形.间接正犯的着手问题是间接正犯理论产生以来理论上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国内外刑法理论界关于间接正犯的着手有四种观点,各执己见且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依据实行着手的一般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以被利用者的行为为标准认定我国间接正犯的着手.     

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世界各国的刑法大都规定了未遂犯,未遂犯为何遭受处罚即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中外刑法学者期望解开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大陆法系出现了主观的未遂论、客观的未遂论和折中的未遂论的理论对立.主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实现犯罪的行为者的意思或性格的危险性的外部表现.客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惹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危险性.折中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折中的未遂论应是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关于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聚讼颇多,特别是围绕共同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国内外刑法理论界更是长期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之争,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面对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立足于刑事司法实践,借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应从正确贯彻刑事政策、完善刑法理论、正确理解共同过失的构造、正确追究刑事责任、兼顾诉讼便利等方面确认共同过失犯罪应当成立共同犯罪。     

对抓好文教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强弱,决定着执政的成效.因此,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应紧紧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开拓创新,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努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突破中发展.     

清朝前期的文化走向

清朝时期中国文化的走向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一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满蒙藏维诸族为代表的边疆民族文化持续地汇聚、交融,由多元走向一体,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成员在政治、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二是在统一的和平的政治大环境下,古老的汉族文明吐故纳新,生机勃勃,在文学、史学、艺术、宗教、教育、礼乐制度等各个领域,超越宋、明,直追汉、唐,是史家公认的繁荣时代。三是中西文化由有限接触到全面急剧碰撞,最后走向会通,古老的中华文明终于向西方敞开大门,与此同时,其自身也凤凰涅,演变为近代文明。     

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文化相对主义对战争罪行的追诉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创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国际刑事法院更有利于正义的伸张.文化能影响证人证言的采纳、种族灭绝等国际罪行的界定和正确的量刑,因此建立只对国内法院无法或不愿意管辖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