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体制与政策对乡村建设与治理的不利影响

近20余年来,乡镇工作发生了阶段性变迁,出现日益艰难的变局,乡村建设与治理面临着危机。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往往将其矛头与责任指向乡村干部。这种看法与事实有着很大差距,它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国家宏观体制与政策,尤其是以“虹吸”与“喷灌”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村民自治政策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还将对乡镇工作形成新的压力,在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的保障下,乡镇就必然会对这样的改革制造相应的阻力或障碍。因此,只有立足于乡镇所处的现实处境和内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乡镇组织与干部的心态及其行为。     

改进作风:党性与心性的砥砺

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后,民众在期待的同时无不拍手叫好。但是,面对一些所谓的"进贡",面对所谓"官场潜规则",是铁面无情,敢于向它们说不,还是欣然笑纳,助长歪风邪气?党员干部在一些细节上的不同选择,会显示出其作风上的优劣。改进作风,其实也是一种心性的修行,一种党性的磨砺,只要能够真正把"清正廉明"四个字印在心里,真正敢于抛弃一己私利,就没有改不掉的臭毛病。     

县级领导班子建设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县级领导班子建设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肖唐镖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县级领导班子建设，是当前党的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强县级领导班子建设，必须从班子建设工作机制本身的改革做起。其出路就在于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即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有关...     

重庆交通问题探讨

一、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所处的经济地位和交通态势 1.重庆的经济地位和发展契机 长江上游地区包括云、贵、川三省,重庆是三省对外的重要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三省总和的14％,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的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地位逐渐受到挑战:第一,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陆交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重庆交通区位的优势,已经大大下降,当前川江航运正在萎缩之中,交通已无优势可言了。第二,由于沿海、沿边、     

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制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千年相承的乡村体制只是在近百年内才发生转型.在乡制的转型中,虽然交织着国家权力强化与社会力量成长的矛盾性发展,但占主流的始终是前者.自晚清以降,支配与指导乡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始终是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它作为强化国家权力控制力的手段,作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治理工具,而没有同时强调其制约国家权力、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在价值.因此,一旦国家权力感到不再需要,就完全有可能将基层政权的民主自治性质弃之不顾.这种缺陷,既直接反应在乡制变迁的曲折历程上,也反应在现行乡镇体制的实际运作中.     

党建红花遍地开——泽州县党建工作巡礼

地处我省东南部的泽州,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块肥沃的红土地。近年来,县委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强本固基发展经济,为基层党建工作开辟了崭新的路径,为加强党的基层执政能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来到泽州采访,到处都能看到党的红旗高高飘扬。一个支部一盏灯,一名党员一面旗,党支部就是发展经济的原动力、加油站。只要有党的号召、党员的引领,群众就     

只有提高组织化程度农业才有出路

当前,由于三农组织化程度太低,致使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之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难以解决。譬如: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重复投劳、重复投资生产成本太高,形不成规模效益,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农民虽然挂着市场主体的名份,却与市场见不了面,甚至在有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受农村经纪人盘剥的问题;农民没有组织起来,龙头企业只能直接面对千家万户,这种不对称连接使得双方都无法制约对方,增大了双方的风险,所以好多涉农大企业望而却步,不敢冒然去当龙头,致使产业化推进迟缓;一家一户的生产使农民固守在承包土地上,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有效转移,小城镇建设进展缓慢;分散的家庭生产不可能实现有效管理,故此,标准化农业包括其它科技服务难以按标准操作到位;我国已经加入WTO,如果长此以往仍以均田制的家庭小生产应对高度组织化的西方农业对手,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村委会选举中的选举委员会

村选举委员会存在成员代表性不强、产生方式简单、工作独立性不够、工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是造成选举委员会难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 ,村社区自身力量的发育与培植尚须从多方面努力 ,尤其是要调整政府和村社区力量的关系 ,使选举委员会真正成为村内各方面利益的聚合体 ,成为强有力的村民选举工作机构。     

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

我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呈现"央高地低"的基本格局,但在知情、动机、决心与能力4个维度上的信任却呈现不尽一致的特点:知情信任"央低地高",动机信任、决心信任与能力信任均为"央高地低",体现着较强的自身特点。与国外民众政治信任的工具性信任特征不同,我国民众对于从中央到省、县和乡4级政府的信任,主要来自政府主持公道的决心和执政为民的良善动机,体现着较强的伦理性机制而非工具性机制特点,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性信任。民众的政府信任驱动源自经验之外的先验价值或想象建构,反映了我国体制与文化环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