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事权与财力相统一”观念，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以“事权与财权相对应”来解决政府间职责配置问题的思路，无法揭示转移支付所蕴含的深刻政治逻辑，已与新体制发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应适时更新为“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因此，本文认为应通过完善的转移支付促成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进而发挥转移支付的控制机能。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乡镇改革研究的综述与思考

已有的对乡镇改革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县政乡派、乡村自治、乡政自治、乡治村政和乡政村治五类主要观点.虽然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就研究的内在思路而言,却基本上是围绕精简机构和人员、转换政府职能、乡村民主建设三个层面展开的.从总体上看,已有相关研究在研究思路、方法论意识、研究的实践价值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个案研究异常流行;三是部分研究者习惯于先入为主看问题,从而使自身的研究打上了明显的价值偏好;四是一些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缺乏理性支持;五是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体制等宏观理论层面,而对改革的具体方法、手段等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整体上还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对乡镇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过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是问题的主要根源.     

"控制-服务":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应然导向

从政府职能在政府结构体系安排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一现代政府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历史和比较分析，笔者归纳出了行政区划与政府职能的内在联系．即行政区划改革基本目标的确定，在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职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国家的具体定位。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归纳出了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应然导向．即“控制-服务”导向：一方面，对于省级政区的调整，应主要从适度发挥行政区划的控制机能、维护中央权威的角度加以审视：另一方面。对于省级以下各级政区的调整。则应更多地从统筹公共服务和降低施政成本的视角进行评判。     

反哺模式的选择与现代化进程的"缓冲带"——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相关政策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阶层分化过程.一方面,农业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但绝对数量仍很大.分化后依然极为庞大的农民数量,决定了财政直补模式不可能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主的间接反哺模式成为可行的策略选择.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是很不彻底的,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从农民中分化出的阶层与母体并未彻底地割断和分离.这在产生一系列弊端的同时,亦在客观上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留下一个意义重大的"缓冲带".     

职能导向论:市辖区建制调整的逻辑导向研究

近年来,国内大中城市纷纷对市辖区建制进行调整,并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从现代政府理论的基本原则出发,政府职能是整个政府体制构建的基础,也是相关研究的基石和逻辑起点。同样,对市辖区政府施政重心的合理界定,亦应成为相关改革和研究的逻辑起点。随着现阶段公共服务职能的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市辖区建制调整的基本导向也应着眼于配合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有效履行。其基本思路是:首先应对现存的市辖区进行合理分类,进而在厘清各类市辖区施政性质差异的基础上实施分类改革。     

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行政领导体制——对浙江"省管县"体制绩效的实证研究

不少研究者都将市管县体制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制约了县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行为、活动能力.而要对政府的行为、活动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必然要涉及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问题,即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应相应扩大.但是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却正好与之相反:实质上的省管县体制不但没有相应扩大浙江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呈一种负相关关系.虽然浙江实质意义上的省管县体制的确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留在了县级地方,但由于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官员政绩观、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县级政府已经逐步迈向资源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同一身份的分离,政府已相对较少地参与经济生产过程、从事直接投资活动,因此,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不升反降.对于未来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具体措施如何,都应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避免计划经济思维的干扰.     

两个平台、四个支柱:略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显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上。这些前提条件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即两个平台和四个支柱:两个平台是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四个支柱分别是指成熟的市场经济,第三部门的全面成长,法治国家的建成和积极成熟的公众。对于上述条件,中国目前还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建成服务型政府。因此,政府方面和社会大众都应保持冷静心态,循序渐进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行政区划调整中应予关注的一个基本变量

通过对二战以来西方典型国家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以及相关研究的归纳可以发现,合理的地方政府体系是发挥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效益、降低服务和施政成本、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在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重心已经开始逐步向公共服务转移。然而,由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再加上综合研究滞后所导致的认识欠缺,使得公共服务因素并未能在现阶段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和重视。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分布形态、生成因素与治理路径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数字治理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已有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整体画像层面。综合田野调查证据,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工作任务、治理层级、干部群体和区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布形态。这一现象的蔓延,本身就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投影,因此其化解之道根本上在于推动治理责任和治理资源同步向基层下沉,并赋予基层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此外,通过对微信工作群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