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企业欺诈行为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再思考

文章基于行业场域中制度同形的视角分析了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三鹿事件不是个案,就三鹿谈三鹿,很难形成对三鹿事件全面、科学的认识。文章从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与规范性同形三方面论述了行业场域在三鹿事件中的地位,还原三鹿事件发生时整个行业的生态。     

官员自杀的类型、成因及化解——基于109个样本的社会学分析

近十年来，官员自杀的类型可以分为：压力抑郁型自杀、悲观厌世型自杀、情感难系型自杀、自证清白型自杀、自我反抗型自杀及自我牺牲型自杀。导致官员自杀的社会根源有：社会结构转型的挤压；官场亚文化的恶化；社会流动的藩篱；官僚集团集体意识的扭曲。对官员自杀问题的化解，可以从心理干预常态化、净化官场文化、加强权力约束、构建畅通的流动渠道等四个方面入手。     

从政党与社会关系视角看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兴起

青年民粹主义的涌现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畸变,即政党的社会代表性断裂、社会回应性错位、社会整合性降低、社会合法性流失、社会沟通性失灵、社会流动性失能、社会引领性弱化。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不畅,引发青年利益表达激进化、身份认同焦虑化、价值判断简单化、政党认同低迷化、政治参与叛逆化、政治情感负面化与未来前途迷茫化,从而推动了青年思想与行为的民粹化。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兴起,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提供重要启示：密切关注青年利益诉求;批判引导青年思想认知;综合提升青年社会获得感。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探索与经验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进行了丰富的理论阐发,从建国初期的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到新时代推进二者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党对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学理认识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党对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简单的收权与放权到合理科学界定二者的事权与责任,党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实践逐步走向实处。新中国70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检察监督的困境与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检察监督经历了从“一般监督”到“法律监督”的历史困境,也经历了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后从“法律监督”到“诉讼监督”的现实挑战。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分析,立足于新时代构建法治监督体系的现实需要,探索为检察监督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将诉讼监督升华为法治监督即构建整体式监督、协作式监督、穿透式监督、嵌入式监督、融合式监督、网络化监督、数字化监督,推动检察监督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社会善治的指导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推进社会善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推进社会善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塑造人们的健康心态,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化解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实现社会善治。新时代,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力量、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基层思想政治教育,保障社会善治向稳向好发展。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