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矛盾纠纷类型及其法治化调处

<正>矛盾纠纷化解是实现农村社会有序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农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资源充分涌流;农民观念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利益诉求增多。随着农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传统农村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呈现出"原子化"特征[1],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日渐显露,时刻威胁着农村的稳定与和谐。与此同时,因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传统治理规则日渐式微,如何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成为新时期农村治理的重要课题。     

偏远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析

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是稳步推进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认真分析和审视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的基础性工程。偏远地区农民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地域环境中，主要依靠熟人伦理调控社会关系，更注重亲情、乡情，尊重道德、习俗，而排斥、逃避国家法律，其法律意识以“淡薄”为基本特征。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德治为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乡村德治呈现出德治建设共识业已形成、道德培育机制日趋多元、德治建设成效逐渐显现的现状,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民融入德治建设的主体动能尚未充分激发、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以德为先的“三治结合”地位功能尚未充分体现等困境。为此,要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村规民约的道德赏罚功能;坚持“德治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而提升乡村德治效能,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的几点思考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首先应培育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在行政执法中树立宪法法律至上、公民权利至上和依法行政三种观念;其次,应抓住关键性的因素,即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再次,应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包括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制度、改善和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规范及充分利用监督主体和监督形式等;最后,应通过完善立法,防止权力滥用,要完善程序立法,规范执法主体行为,提高立法质量,增加法律法规条文的严密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完善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     

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部分村规民约被改造后失去了原初的价值和功能,形同虚设;部分村规民约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重获新生。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整合农民利益的重要平台、农村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应通过基层政府的指导和备案引导村规民约良性发展,其内容则须突出村域特色、坚持不突破法律"底线"。     

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村规民约转型

<正>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一、传统村规民约的现代转型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和谐视野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意义

和谐视野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保障刑事被害人人权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适应刑法现代化改革的需要。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