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对湖南的开拓述论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越长江、洞庭向南扩展,逐步实现对湖南的开拓。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从地理条件看,楚国势力进入湖 南,首先是沿洞庭湖西部的路线。 湖北荆襄地区和沿长江中游的枝江、江陵一带,西周和春秋时一直为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和都城所在地。这一地区同湖南的洞庭湖西部地区为近邻,山水相连。由枝江、江陵一带越江,经松滋(春秋战国的兹方)、公安,水路     

湘西“革屯”运动述评

1936——1938年,湘西“屯田”七县,以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城(今吉首)苗族人民为主体,掀起了大规模抗缴“屯租”,革除“屯田”的斗争,习称“革屯”运动。“革屯”义军曾连陷数县,遍及湘川黔三省边境,给国民党在湘西苗族地区的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促使省府主席何键调离湖南,当局不得不同意“废屯升科”,维持了近一百四十年的湘西“苗防屯政”体制彻底崩溃。苗族人民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光辉一页。     

五溪地区土司制度探源

所谓“五溪”,是指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辰、酉、武、巫等溪。古代“五溪”地区,按现在行政区划,除部份延伸至四川酉阳、秀山和黔东松桃、铜仁、玉屏和镇远一带外,主要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地区各县。聚居在这一地区的诸少数民族,秦汉以后史籍中常统称为“五溪蛮”。宋代又以酉水(即酉溪、又名北河)为界,分成     

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

研讨先秦南方民族史和楚国史,有一个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即荆蛮、楚人、苗族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荆蛮即楚人,楚人即苗族。对于这种意见,实难苟同。现据本人近几年研究所及,试作些粗浅论述,或对问题的解决能有所裨益。     

关于“社会形态”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再与胡钟达先生商榷

80年代,在史学界和理论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讨论中,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说,即五种社会形态发展更替的学说,提出了异议,因而引起了一场至今尚未见分晓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胡钟达先生所发表的观点,颇有代表性。笔者曾撰文同胡先生进行过讨论。本文拟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并就胡先生《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一文再进行一些商榷。这对于从理论和史实上澄清认识和辩明是非,促进研究的深入,或能有所裨益。     

湖南居民和民族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大量史实为依据,具体论述了湖南的汉民族的源流和形成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和内部结构的几次大变迁。同时,对境内土家、苗、瑶、侗、回、白、壮等少数民族的源流、形成和发展,及其古今嬗变,也作了论述。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对湘黔边一带史称"苗疆"的苗族聚居区在明代年设的"堡哨"、"边墙"的历史沿革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堡哨"、"边墙"是苗族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客观上使当地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     

清代湘黔边"苗防"考略

本文对清王朝控制和统治湘黔边"苗疆"及其"生苗"的政策,即"苗防"政策措施作了历史的考评.认为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明代的军事圈围、封锁和隔离政策,但同时在"苗疆"建治设官、兴教办学、实行"化导"政策,这又与明代有明显区别.而清王朝的政策,在其前期和后期,自身也有很大变化.屯堡碉卡和"边墙"有"防"的作用,但主要的功能是军事镇压和攻战;"边墙"所区分的只是苗、汉生活区域和田土耕种范围,是明、清王朝在自己疆域内对不统治区的划分,以分而治之.这在性质上与中国古代"长城"完全不同.     

湘西地区土司族属初探

湘西古属“五溪蛮”地,至今仍聚居着近200万土家、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宋、元、明封建王朝推行”以变夷治蛮夷”的政策,在湘西逐步形成了数百年的土官、土司统治。 “土司”,顾名思义,似乎应该是来自当地少数民族的酉长、首领。故潘光旦先生曾说:“土司”,”不是一般的士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并断言:“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其实,历史情况并非如此。     

试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史学界有些同志发表文章,对“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提出质疑,主张代之以“三大形态”、“四大形态”,或以所谓“复线论”、“多元论”取代社会发展的“单线论”。这些论点实际上大多是三十和五十年代论战中被否定的旧观点。现在既然又提出来了,就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为这关系到历史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问题。本文拟谈几点粗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