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不利解释规则”——基于《保险法》第31条的研究

本文在综合比较世界各国主要法系所采用的关于法律条款的解释经验的基础上．分析评述了相关学者对《保险法》中不利解释规则的观点建议，指出不利解释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地位的改变而引发的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以及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或使用频率可能被人为扩大等。提出相关部门应当在适用该条款时明确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改善内外部执法环境，并建立起链式监管机制，使不利解释规则真正发挥其现实意义。     

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及其优化路径

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过程不仅表现为覆盖地区的增加,而且表现为制度规模和效力的提升以及适用领域的丰富和深化。网格化管理得以从地方政府创新演进为提高社会治理的普适模式,得益于权力效应、仪式化规训、混乱的清除、全景敞式监管与对预防的重视等内生机制。但数据分析研判不足、综合协调能力较弱和非预期性政策后果等因素限制了上述机制的发挥,也制约了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及其效果。对此,提出健全协调机制、做实资源下沉并强化智慧决策等路径优化方案。     

中国数字化监管的实践过程与内生机制——以上海市L区市场监管案例为例

数字化监管是线上智慧监管与线下实体监管高度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监管现代化模式。中国数字化监管兴起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成熟且政府信息化与社会信息化深度融合时期,但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监管"是数字化监管的重要形态。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上海市L区市场监管部门数字化监管改革为例开展案例研究,提炼中国基层数字化监管"1-3-3"发生机制。结果表明,高层推动、动态策略平衡与效能提升的可见性是持续驱动基层数字化监管改革的核心要素。基层数字化监管是一个反复博弈不断调整的过程,合作治理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于其对监管效能的实际贡献,技术迭代更新只能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从控制到合作：个人信息保护策略优化

数字时代政府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面临角色转变下的职责异构、虚拟网络下的模糊监管和公众预期难以满足等困境。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使自然人不再拥有对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从“形神合一”走向“形神位移”,个人信息处理对象泛在化及其行为隐蔽化导致风险多样化，个人信息保护亟须从“控制”走向“合作”。合作监管依托协同治理机制、效率生成机制和后设监管机制实现主体赋能、过程赋能和结果赋能，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绩效。实施精准监管、完善过程监管、实现韧性监管、创新平台监管和强化系统监管是合作监管视角下深化个人信息保护的策略组合。     

城市区级政府部门结构与运作——基于S区社会管理领域公务员调查的实证研究

研究以杭州市S区为研究对象,探索在社会管理领域,城市区级政府部门结构与运作如何影响公务员对政府部门绩效的感知。构建政府部门结构与运作分析框架,使用德尔菲法设计量表,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采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分工、协作、制衡、制度、技术、文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运作层面,政府部门文化和技术有利于公务员提升政府部门绩效感知,而政府部门制度对公务员提升政府部门绩效感知的影响是通过部门文化和技术产生的;在"结构-运作"层面,政府部门结构对公务员提升政府部门绩效感知的影响是通过部门运作产生的。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结构、运作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践中,政府部门在重视结构、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同时,应重点关注文化建设的三方面工作。这项原创性研究在论证政府部门结构、运作与公务员绩效感知关系的同时,也为此类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发展创业投资的中美比较思考

文章从对中美风险投资业的比较出发，总结了美国发展风险投 资中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若干措施：宏观上，发挥政府作用，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法规背景、优惠的税收政策、退出机制的建立、多渠道开辟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实行信用担保、督促建立行业监管制度； 微观上，建立高效运营的中介机构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专业化管理，包括正 确选择风险投资对象、对不同投资对象使用不同的资金运作形式、重视风险 投资基金管理人才、定期披露有关风险投资状况的财务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