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类型与集群机制研究

综合利益相关度和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分为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紧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松散直接利益相关者和松散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四种类型。结构性张力下的集体怨恨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呈现、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行动形成的情景刺激、导火索事件的社会认知以及群体心理与行动的强化等,成为促使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各类参与者集群的重要机制。因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要针对聚集人群的不同类型、集群机制、群体互动的不同模式,形成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相衔接的综合治理格局。     

我国区域应急联动体系的组织框架与现实构建

区域应急联动体系是在区域整体应急平台上,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纳入社会各方力量的制度化参与构建而成的全主体、全覆盖、全过程应对的常态应急合作网络,以网格与网络相互嵌套、交织融合、彼此支撑的多层网络治理结构为框架,形成区域内全方位、立体化综合协调联动系统。区域应急联动体系的现实构建需要在继承并超越现存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应急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引导区域应急认知、拓展联动主体、延伸联动领域、完善制度规则、搭建应急平台、建立区域应急联系核心机构,不仅实现区域应急在形式上的"联",更重要的是保证其在实践中能够高效有序地"动"。     

生态危机治理的理念与行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不同的价值预设、分析层次和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生态观并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思路.在当前治理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在对三者进行借鉴反思并对人与自然关系不断重构基础上,塑造新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危机治理理念,在实践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培育生态道德意识,增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危机治理的制度供给,发展并合理使用科学技术,构建生态危机的全球协作治理体系.     

公共权力的哲学解读

公共权力在本原意义上凸现了对个体的关怀 ,而在实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 ,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及其对人性的损害 ,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 ,因此 ,从伦理的视角寻找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救治途径无疑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网络时代政府学习的形式探析

网络时代,行政环境呈现高度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状态,带来了一系列的政府危机,严重影响到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学习因此成了必然的选择,而对知识性学习、适应性学习、创造性学习和互动性学习四种学习形式的选择无疑会影响到网络时代政府学习的成效。     

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及其现实考量——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利益表达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影响政治系统输出的关键因素。当前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内容明确与表达的分散化和非系统化、权利利益意识觉醒与利益表达能力欠缺的矛盾,以及宪政意义上开放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实践中低下政治效能之间的反差,导致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缺失。因而,除了当前理论与实践极为关注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完善之外,还需要从更为系统整体的角度提升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程度。     

公共危机治理: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

自SARS和"9·11"之后,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了当今持续高度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认识到,公共危机是要加以科学的应对的,但是迄今人们所提的都是公共危机的"管理",其管理主体是政府单方面的、单向度的、半封闭式的管理。这一管理的思维所存在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公共危机理论研究的取向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到了我国公共危机应对的组织体系建设与政策选择。必须构建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即公共危机治理的概念框架,理论上引导公共危机问题的研究取向,实践中指导塑造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柔性的公共危机治理系统,包括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架构,这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日臻复杂的公共危机应对的前瞻性需求。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公共危机治理

借用共生理论的视角，区域可视为由区域内所有相关主体所构成的共生单元，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连接的共生模式形成的一个动态开放的共生系统。为应对区域危机巨系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纳入区域内众多基本共生单元，构建全主体、全风险要素和全过程应对的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同时为之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共生条件。     

论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模式

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既是危机应对的前瞻性要求,也是我国现行的政策思路,而将其付诸实践不仅需要组织结构的重塑.更要求从更深层面上构建新的权力分配模式为之提供体制性保障.作为危机治理的长效社会机制,必须打破传统的等级权力结构,构建与知识相匹配的权力分配模式,视危机情景的不同、知识类型的不同而实现权力的平战结合与统分结合.     

电子治理的主体选择:网络治理结构

当今电子政府的建设由于过于崇尚电子技术的工具取向,而忽略了其最为本质的、比技术更高层面的价值以及由此蕴涵的塑造新的治理结构与治理形态的契机,因而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符的新的关系与权力结构模式,电子治理由此成为了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利用网络与信息技术所塑造的虚拟平台并构建一个柔性化、电子化的动态性网络治理结构,必将以其所具有的各种核心优势而成为电子治理主体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