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模式的建构逻辑简

跨部门协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意义重大。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负责主体,必须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等矛盾。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协同和整合上对社会诉求作出更统一和快捷的反应。杭州市上城区对联动管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基于整体性政府的理论,此基层试验的设计和建构逻辑、效用及问题所在,值得深入探讨。     

试论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监督

为了消除村"两委"分设模式中的矛盾冲突和村级权力结构不稳问题,当前全国多数省份正在或者已经推行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模式。"一肩挑"者总揽村"两委"决策、执行和部分监督权力。在这一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由于组织内部缺乏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以及村庄派系、村民"搭便车"、"依持-庇护"等因素对监督体系的影响,包括上级监督在内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和党员村民问责回应等监督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建立村"一肩挑"决策过程中外部权力的嵌入机制,做实村民监督委员会,创新农村发展项目监督特派小组机制,加强党员村民的民主素质教育,完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党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提高村"一肩挑"权力监督体系的总体效能。     

村支书与村主任矛盾:"两委矛盾"抑或派系斗争?

1990年代以来,村支书和村主任矛盾变得越来越普遍。学术界的主体研究思路认为,这一矛盾是由于村委会选举改变了权力来源,从而形成的体制性的"村两委矛盾"。本文的研究证明,在中国乡村的政治生态中,村委会选举对村主任和村支书的角色定位影响力较弱,村庄政治中的派系斗争才是二者矛盾的主要根源。     

富村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制度安排,富村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村委会主任与村支部书记往往在不同的场域中进行利益博弈。由于精英占有的资源不同,所形成的博弈力量有别,由此产生了四种博弈模式并出现了村庄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的二类村庄。从一定层面上看,村庄权力结构是否稳定不仅直接与村庄精英所拥有的资源量和博弈力量相关,而且与村庄公共理性和合作精神相关联,因此,只有加强农村制度规范建设,强化对农村精英能人的培训教育,提高他们的宽容精神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才能促进村庄治理的有序性。     

论村民自治的前提

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情况下 ,国家主动导入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实际的运作中受权力和利益两个基本变量的影响 ,这两个变量是村民自治引入和维持所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 ,这两个变量也是导致自治模式可能“异化”的最大威胁。要抑制这两个变量的负功能 ,保证村民自治在良性轨道上日渐完善 ,依赖于社区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生成和成熟度。它们分别是村民自治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前提。这两个前提能否实现 ,取决于党能否保证其成员克服其理性经济人偏好并向道德人偏好转变 ,而这一转变的首要条件是实现党内的民主化     

乡镇体制改革与管理模式创新

乡镇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突破现行乡镇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破解乡镇政府职、权、责不统一的“半官僚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当前农村社会服务、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等基本要求,对乡镇管理体制进行结构性调整。本文按照农村现实要求决定功能,功能决定结构的理路提出了“重镇改市、乡(镇)派村治”改革模式。     

村庄三元派系的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以W村为例

村庄三元派系不同组合的赛局可以形成多种村级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类型。村庄三元派系力量的均衡度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成负相关,三元派系力量越均衡,村级权力结构越不稳定,反之亦然。W村是三元派系力量均衡、村庄权力结构极不稳定的典型代表。要促进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就要强化村庄派系精英的素质教育和制度建设,提高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宽容度,促进农村社会公共精神的发展。     

村庄派系的缘起、演变与功能——以浙江成化村为例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村庄经济不断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传统派系不断向现代利益派系演变,进而形成了村庄派系的新格局.在新格局中尽管村庄派系活动产生了一些负功能,但其有着重要和明显的正功能,所以村庄派系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非正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