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法律的工具价值

在我国古代,法起于兵,源于刑,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这种法律工具观在我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例如,唐朝的吴兢在《贞观政要·公平》中就言到:法,国之权衡也,时之绳尺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     

许霆案:刑法司法解释过度化分析的一个视角

2008年5月22日,备受关注的"许霆案"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宣判而近乎尘埃落定(由于系特别减轻处罚,还要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后才能生效).关于该案的定罪量刑从一开始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②有人认为,"许霆案"注定无法成为"经典".     

公民参与权力机关运行渠道增多

什么是宪政？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所谓的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本质就是将一切政治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各种政治力量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和平、理性的协商、博弈，最终达成最大的共识，并上升为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国家意志。因此，如何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博弈的舞台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     

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我国刑法对一般缓刑制度的立法存在缺陷,表现在一审判决后判决没有生效之前被告人又犯新罪和缓刑开始后发现被告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的处理,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新罪的处理,以及缓刑宣判后能否立即释放被告人和对缓刑犯判处附加刑的刑期计算等方面.刑法学界为补救这些立法缺陷提出了各种思路.     

台湾地区外役监狱和观护制度的实践及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的外役监狱和观护制度摒弃了传统刑罚对服刑人员重惩罚报应、轻教育预防的行刑理念,坚持对服刑人员惩罚与教育并重,并侧重对其进行教育感化以及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社会观护,有利于训练和提高服刑人员尽快适应社会、回归社会的能力,降低了他们被侵害或者恶逆变的风险,提高了社会防卫能力,有助于犯罪的预防。这些实践对于大陆地区的监狱改革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大陆地区应该从中央法律层面制定《犯罪者预防更生法》和《社区矫正法》,不仅要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更生保护,也要注重对成人的更生保护,全方位构筑预防犯罪和社会安全网的法律体系。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民间反扒”的法律解读

“民间反扒联盟”是近几年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兴起的一种民间公益性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威慑和遏制城市中的各类扒窃犯罪活动，可以弘扬社会正气，彰显社会的正义力量，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民间反扒行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通过法律和制度等各种规范加以规制和引导，“民间反扒联型”要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永久地持续下去，需要加强各种职业风险的防范与保障。     

实质解释法律:通往理想法治之路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既要反对法律教条主义，也要反对法律虚无主义。而在目前，反对教条主义地解释法律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反对法律教条主义．就必须坚持实质的法律解释观．这是通往理想法治的必由之路。     

影响力交易罪之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交易行为。该条是采用“刑法第388条之一”的方式进行补充的，且具有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是一个新增罪名，即影响力交易罪。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有待立法解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也应有所限制，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交易行为需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的制度检讨

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反映了我国戒毒模式由过去以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为中心向现在以社区戒毒为中心的转变。戒毒也实现了从行政处罚到治疗矫正的理念嬗变。遗憾的是,现行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却偏离了这种理念,仍然固守昔日的＂处罚＂逻辑,制度内容和戒毒人员的权利弱化难以体现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和戒毒的治疗矫正性质。这种现状应得到改变,还强制隔离戒毒以应有面貌,使我国戒毒模式体系真正实现协调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