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逻辑和问题——基于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的调研

在政府干预背景下，借用农业治理框架理解中国发达地区的农业变迁，建构政府干预和农业变迁关联的框架。以松江区家庭农场为例，在社会治理和政绩政治双重驱动下，发达地区有动力调整农业政策，把农业经营重新纳入统一的农业行政体系。从实践机制的角度，发达地区依赖强大的农业行政体系对经营者、经营过程及经营收益等全生产链进行严格规范，把面向市场生产的家庭农场转变为依附性的农业经营单位，农业高度行政化了。新体制虽然提高了政府治理农业的能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农业效率降低和农业经营体制僵化等问题。发达地区农村如何发挥土地及财政等优势条件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仍然需要深思。     

论宅基地管理的自治模式 ——治理视角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旨在提高宅基地管理能力及扩大宅基地权能的体制改革。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扩大宅基地权能层面,主要议题围绕宅基地是否应该流转及如何流转,忽视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宅基地管理层面的制度创新实践。对江西余江的个案研究表明,为了提升宅基地管理能力,地方政府注重动员基层社会,形成制度化了的"宅基地管理的自治模式"。对这一宅基地管理模式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的研究表明:积极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不仅关乎严格规范的宅基地管理制度的建立,而且对优化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有重要意义。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向全国范围拓展过程中,增加治理的视角有利于更全面地更准确地评估试点成果,避免掉入单向度扩大土地权利的"财产权陷阱"。     

农村青年创业的现状、分化及问题——基于中部QS镇6村29例创业者的调查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既是外出务工潮的主力军,又是当前创业潮的引领者。在一般现状描述基础上对创业者分化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农村青年的创业特征和趋势。以我国中部QS镇6村为例的田野调查展现农村创业者的年龄、创业领域、创业时间和创业收入四个特征。从创业者与市场关系的不同性质,可以把创业模式划分为嵌入基层市场的"小微企业"和脱嵌基层市场的"规模企业"两类,并从目标、手段、风险与政府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类企业既可能是合作共赢的性质,也可能是竞争排斥的性质,这取决于规模企业的扩张模式。从惠及更多创业者角度建议,地方政府应支持以合作组织为基础的纵向一体化的农村创业形式。     

家庭农场：现状、挑战与启示——对安徽繁昌县平镇的实证调查

以长江中下游一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为基础,从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和收入结构三个角度界定家庭农场内涵,从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利润与风险水平这四个维度描述家庭农场发展现状。随后从土地流转、农民分化和粮食安全三个角度指出发展家庭农场所遭遇的三大挑战。研究启示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应是因地制宜引导家庭农场发展,既要抑制资本下乡为家庭农场创造空间,同时基于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立场理性推动家庭农场发展。     

土地财政再分配:增减挂钩与易地扶贫搬迁关联机制探析——基于湖北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的分析

将增减挂钩政策引入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本质上是一场由省级政府统筹、以土地指标为媒介、引导发达地区城市有序向特定贫困落后地区农村转移或分享部分原本属于城市地区土地财政剩余的政策实践过程,即土地财政再分配。从湖北各地实践来看,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为特定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效满足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收缩背景下城市开发所产生的土地指标需求,同时有助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湖北地方实践为典型代表的增减挂钩政策实践,混淆了超常规政策背景下扮演对口帮扶角色的区域补偿机制与土地价值本身。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增减挂钩政策的行政调控本质,合理安排指标交易规模,灵活把握政策要求,有效控制政策风险,充分发挥政策预期效果。     

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中国经验的阐释

中国农地制度的典型特征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回顾历史和面对现实存在的农业现代化问题，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农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原则遵循。从实践出发，可梳理出四类农地制度创新路径，分别是按户连片耕种、联耕联种、土地委托流转和新两田制，前两者适应欠发达地区，后两者则适应发达地区。结合经验研究，现行导向单向度扩大农户土地权利的农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产权经济学”，其所立论的几个假设都缺乏适用性。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注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个大前提，充分鼓励地方农地制度创新，并从法律和政策上充分汲取这些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棚乡“回头路”，说了政治就不正确

上世纪90年代乡镇“七站八所”人员臃肿、机构瘫痪、职能不清等困境促使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性改革。其中，湖北把“七站八所”推向市场最有独特性，也颇有争议。这场改革解决了站所存在的一些痼疾性问题，但随着改革大背景的转换，这一改革样式正在一些地方走上“回头路”。     

基层治理视野下的边缘人——基于豫东村庄的田野调查

传统豫东村庄存在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建构出以“赖”为特征的边缘人,为主流文化排斥。按照占有社会资源水平可把边缘人分为强势边缘人和弱势边缘人两类,他们分别有不同行为特征。当前边缘人崛起的原因包括村庄地方性规范弱化,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进入乡村与基层治理的“不出事逻辑”。越出村庄地方性规范的边缘人大量进入基层治理,以不同方式冲击基层治理造成消极后果,依次有“力治秩序”出现、谋利型上访蔓延和亲密社群瓦解。如何治理边缘人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当务之急。     

城市转型的实质挑战及土地制度的应对——兼论集体土地入市问题

中国正在进入快速城市转型期,实质挑战是如何维持城市中心经济增长的秩序,带动大多数流动人口转移和融入城市。改革开放40年的城市化实践表明,土地制度居功至伟。征地制度把城市建在了国有土地上,又通过政府推动城市综合开发和市场激活土地价值的机制,形成了城市扩张的土地制度框架。相反,当下流行的集体土地入市和农民自主城市化主张,从经验、法理、理论及改革等四个方面都存在逻辑问题,其实践如果转变为正式的法律制度,将严重影响正在快速进行的城市化。正在试点的三项土地制度改革应当坚持底线思维原则,坚持土地制度改革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大局,避免掉入土地财产权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