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物权法》上的商事留置权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规定了商事留置权制度,其成立要件在权利义务主体、债权的发生和动产的占有等方面与民事留置权相比有所不同。商事留置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去法典化的时代,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例有其合理性,商事留置权制度较好地协调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例与商法的特殊需求,其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值得发扬。     

秘密侦查的多维解读与功能诠释

传统上我国学者对秘密侦查的概念也进行了研究,但对其概念的本质内涵及与临近概念的相互关系上还有待进一步界定。按照不同标准,可对秘密侦查可作不同的划分。秘密侦查具有诉讼、防卫两大功能,我们必须平衡这两大功能之价值。     

权力与权利辨析

一般认为权力指的仅仅是公权力,而法治的使命则在于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权利是被认为正当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应是现实存在的一切权力,而不仅仅是公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来认识权力和权利,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命题,为更好地贯彻“四个全面”、建设法治中国服务.     

法学视角下的浦东综改:经验、困局及其破解

在当前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往往体现为法律上的某种限制和障碍,改革的困局逐渐形成,亟需破解。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改革的先行先试必须有法可依、依法进行,寻求用法治巩固改革成果之道;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有效监管必须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垄断执法权限的局面,构建"大市场、大监管"的新型综合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市场监管、培育市场诚信必须由国务院推动构建全国性征信系统。     

法律体系中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及解决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各部门法对于违法行为表述相同的情况,这种冲突和重叠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惑,也说明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不清晰。违法性可分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需要用实质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来划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确定实质违法性以及解决冲突的途径有实质理性的运用、法律解释思路的更新、实践类型的构建等等。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权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着重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改革设想等方面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     

秘密侦查立法规制新探

秘密侦查，是指以查证犯罪为目的，由国家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的，针对严重或采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的犯罪行为，而主动采取的在主观上有强烈的保密意愿，在客观上比较隐蔽，对国家司法、道德信用及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同程度侵害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侦查行为和措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易造成侵权的刑事侦查措施，其合理使用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前提。     

将未成年犯罚金刑易科为社区服务的可行性

罚金刑执行难是我国罚金刑制度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经济能力 ,对未成年人的罚金执行更难。对未成年执行罚金刑也有违罪责自负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刑罚原则。将未成年犯的罚金刑易科为社区服务 ,既有利于罚金刑的执行 ,又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外部人员列席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建立

法制进步促进公众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的日渐强化。权力,作为一种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同时又对人民生产生活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人民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临督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以及权力寻租下的腐败对社会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强烈呼声。司法权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其公正性始终是关注的重点之一,且这种关注直指司法权的决策核心环节。     

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双轨制的统一

对于医疗侵权的损害赔偿,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的司法解释存在较多差异,具体表现为损害赔偿的范围、鉴定方式、赔偿标准等都有着不同的规定,由此形成了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双轨制。这一局面不利于患者的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制的权威。因此《侵权责任法(草案)》应当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双轨制所带来的问题。